“这是我，帕沙·塔兰金（Pasha Talankin）。此刻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将给自己惹下多大的麻烦。”

这段话，是帕维尔 “帕沙”·塔兰金故事的开场白。他是俄罗斯一所小学的普通职工——“一个无名小卒”——却最终成为一名告密者，冒着巨大风险秘密拍摄并将记录俄罗斯学校军事化的素材偷运出境。

我感觉，我们这些老师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 —— 帕沙·塔兰金

塔兰金在俄罗斯工业腹地的卡拉巴什第一小学担任活动统筹和校园摄影师，日常记录着校园里的一切——同学情谊、毕业典礼、课堂教学、周边风景。然而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他的职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项新的联邦爱国主义教育政策开始施行，他被要求拍摄所有相关活动，以证明学校遵从了政府指令。

一位同事对他说：“我们得让孩子背诵爱国歌曲和演讲稿，你负责拍下来。还要录下孩子们朗诵胜利诗歌的画面。”

他的反应是——“我们是不是完全疯了？”——这也是这部影片的源起。尽管他一度考虑辞职，不愿沦为“体制的棋子”，但最终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按要求拍摄那些游行、军队参观和宣传课，再将素材秘密传递给境外的电影人。

帕沙·塔兰金在指挥学校的合唱团。图：BBC, Pavel Talankin

这些影像揭示了俄罗斯学校如何成为战争中的意识形态前线：孩子们照着提前准备好的稿子朗读“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内容，老师则宣读着关于乌克兰与战争的宣传稿。一间教室里，八岁的孩子们一脸茫然地听着“外国特工”的课程。有些老师以狂热的爱国姿态恪守规定，也有老师抱怨：随着正课被瓦格纳雇佣兵来校传授投掷手榴弹技巧之类的荒诞活动所取代，学生的成绩正在下滑。

塔兰金说：“我感觉，我们这些老师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我是一名老师，却被迫做着与教育背道而驰的事。”

他的抵抗，有时带着调皮——某天用 Lady Gaga 的歌替代国歌播放，或是促狭地告诉孩子们“老师接下来要说的话都是被迫的”——有时则充满风险：遮盖学校屋顶上“Z”字标志（这一符号已成为战争的爱国标志），藏好拍摄素材以防搜查时被发现。

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地下工作：“就像走钢丝。起初像在玩游戏。随着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它变得越来越难。镜头一出现，人们就开始警觉，变得不安，开始窃窃私语。感觉……信任在一瞬间就消失了。”

影片中穿插了普京的一段讲话，令人警醒：“我们对教师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在国家的转折点上，教师扮演着关键角色。赢得战争的不是指挥官，是教师。”

随着环境日益收紧，塔兰金愈发感到危险。他拍下了刚刚应征入伍的毕业生们在泪别派对上互相剃头的画面，采访了哥哥被送上前线的学生，还录下了一位士兵葬礼上母亲的哭喊：“阿尔乔姆！我的孩子。不，不，不，我的小阿尔乔姆。”

离开俄罗斯的前一天，塔兰金为毕业班举办了一场派对，向孩子们留下了一句暗语：“有时候，为了表达爱，你必须放弃一切。”第二天，他就消失了。

塔兰金随后与导演大卫·波伦斯坦共同执导了这部纪录片《无名氏对抗普金》。影片今年早些时候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 award），并获得了202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

奥斯卡颁奖典礼前夕，GIJN 采访了 BBC 国际纪录片系列《故事屋》的专题编辑、本片执行制片人露西·科恩（Lucie Kon）。以下访谈经过删减和整理。

GIJN：这个故事是怎么到你手上的？纪录片里帕沙提到，他曾向境外的人发了一封邮件，讲述自己拍摄的内容——这封邮件是怎么促成这次合作的？

露西·科恩（以下简称 LK）：我当时在开一个会议……对方提到了一个项目，说有一位俄罗斯教师在学校里进行着秘密拍摄，实际上也有公开拍摄。我当时想：“天啊，这听起来太不寻常了。”

我的背景是调查记者。在加入《故事屋》（Storyville）之前，我在《广角镜》（Panorama）做过执行制片，更早之前在第四频道的《快讯》（Dispatches）工作。所以我当时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但我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安全和操作层面的，听起来有点无聊，但这些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

GIJN：帕沙是边拍边把素材传出去的？

LK：他会边拍边传一部分，也会不时离开俄罗斯，带着一些素材去别处与团队见面。因为需要保持素材的持续流入，所以是多种方式并用。花了一段时间，我们才到了可以回看素材、进入剪辑阶段、开始思考影片呈现方式的阶段。

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天啊，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但根本不知道最终会是什么面貌。

我们知道，如果这部片子要做好，他就不能留在俄罗斯。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对我来说，他母亲是普京政权的支持者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问题来了：他母亲会出现在片子里吗？他能采访自己的母亲吗？……还有知情同意的问题——因为片子里没有任何人签署过同意书。

GIJN：我们来谈谈同意权和卧底拍摄的问题。这在本片中尤为敏感，因为涉及到学校里的孩子。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LK：涉及到孩子，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核心在于：学生家长未曾给予同意，孩子们年龄也未到可以自行同意的程度。所以这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知情同意。

我与BBC编辑政策部门紧密合作。他们认为，等到影片剪出粗剪版本后，才能做出判断。看到帕沙拍摄的素材，他们都震惊了，并强烈认为影片的拍摄方式具有非常充分的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片子里不能出现任何哪怕隐约对普京有批评意味的人——帕沙除外。

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真实反应了卡拉巴什这个地方人们的生活状态。影片没有歪曲任何事实。但有时会有人说句笑话，或者老师对孩子说了句反话。我们不允许这类内容入镜，因为⋯⋯如果你对外国媒体说了什么，那就是叛国罪，你会进监狱。就算是开玩笑说的一句话，他们也会认真追究，你照样会进监狱。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暴露在危险之中，所以哪怕稍微有点批评色彩的内容，我们一概不用。

GIJN：影片播出后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引发什么反弹？

LK：帕沙最近告诉我，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花了大量时间在卡拉巴什活动，试图抹黑这部影片。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告诉家长们：“你们没有给过同意，应该去警察局举报这部片子。”结果，卡拉巴什没有一位家长这样做。这让我觉得意义深远。他们完全有理由、有权利去举报，但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部片子很重要，它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很重要。帕沙的母亲还在那里，她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一切都好。

GIJN：他现在怎么看待自己当初的选择？影片的影响力越大，对他个人的冲击也就越大。他在片中说他大概再也无法回去了，我想现在他很清楚，在局势改变之前，他永远都回不去了？

LK：我觉得他很悲伤——那所学校是他整个生命的中心。他在那里上的学，又在那里工作。他显然深受师生喜爱。他的位置一直空着，孩子们没有另一个像他那样的老师——一个年轻、可以亲近的老师。他们失去了那个可以喘息的空间，就像他的教室，曾经是一片小小的避风港。我觉得他真的很难过，但他内心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他做了，而他的生活也永远不会再一样了。

风险永远都在。我们一直知道，他必须在那个学期结束时离开。虽然他之前也曾以“出去一周、再回来”的方式往返俄罗斯传递素材，但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回去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但我认为他觉得这样做非常重要。

GIJN：能告诉我们——在不给他带来危险的前提下——他是否安全，是否在某处获得了庇护？

LK：是的，他在欧洲获得了庇护，期间得到了很多帮助。他已经安顿下来，正在学习所在国的语言，也在学一点英语。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非常敬佩他，但不可否认——他自己也清楚——这有多艰难。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他无法出行。圣丹斯电影节的首映式上，他通过远程方式向观众致辞，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但在那之前，他有好几个月都非常孤独，我想那段时间对他来说很煎熬。现在他进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阶段，终于可以出行了，也在随片巡回路演……但他知道，等这一切结束，他还是要回到那个归于平静的生活，面对与眼下截然不同的日常现实。现在，在所有这些颁奖活动结束之后，他要做一些关于未来的重要决定了。

BBC Storyville 编辑 Lucie Kon。图：Courtesy of Kon

GIJN：吹哨人——尤其是这种规模的吹哨人——牺牲了太多。

LK：俄罗斯政府当然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不会说他在哪里，因为我有保护他的责任，但他们什么都知道，不是吗？帕沙非常清楚，自从利特维年科被暗杀，在他之前还有其他人被杀。他对这些风险表现得相当淡然，但我想这大概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同样重要的是，他必须明白——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也是如此——他正在承担怎样的风险。我记得当我看到接近最终版本的粗剪时，我心想，这部片子会引发巨大的轰动。你就是有这种感觉。他拍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它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让人们了解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被利用的，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

GIJN：影片里有普京的一段讲话：“赢得这场战争的不是指挥官，是教师。”影片探讨了教师与宣传的关系，深入追问谁在编写课程、孩子们在学什么。为什么这部片子如此成功——是因为帕沙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了信任？还是因为他就在教室里，亲眼记录下了那些指令的执行？

LK：他不是在那里教那些内容，他是在记录别人怎么教。是在证明这些事情正在发生。我觉得这部片子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有着丰富的情感层次。开场是幽默的，有一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活力。

很多纪录片缺乏这种活力。你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观众，而这部片子做到了。这得益于导演大卫·波伦斯坦（David Borenstein）的剪辑方式，也得益于帕沙这个人本身的个性——他的气质与剪辑方式相得益彰。

帕沙在场，能够说出那些大家都以为是玩笑的讽刺话——比如有个年轻人问他在给谁拍，他说“BBC”，对方哈哈大笑⋯⋯他的个性和这种说笑的能力，让你看到了一扇窗。这不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更是一个充满抗争精神的故事。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

GIJN：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也面临着直接干预——他们能做什么、能说什么、能教什么，都受到了管控。

LK：老师们清楚地意识到，课程被改成让孩子们学用枪、练扔手榴弹、唱爱国歌曲、挥舞旗帜，意味着数学和其他基础知识——那些孩子未来立足所需的东西——都没有人教了。

他们突然之间不再是在做老师该做的事，而是在照本宣科。孩子们也是，只是为了给俄罗斯教育部提供录像素材。那种荒诞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有蠢到真的相信这些是真实的，毕竟孩子拿着稿子念，还得把稿子藏在桌子底下，不让镜头拍到。

GIJN：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他是他。

LK：这部影片有过很多名字。为了不让它以真实身份出现在BBC系统里，我们给它取了代号。先叫《P老师》，然后叫《普京的教室》，最后定为《反对普京的无名先生》。起初我觉得有点不礼貌——你不能叫帕沙“无名先生”。但现在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它真的很贴切。正因为是“无名氏”，他才能做到那么多“有名之人”做不到的事。换个工作也不行。比如说，如果他是学校的校长⋯⋯

GIJN：帕沙能拍出这部纪录片，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是记者。俄罗斯有那么多记者被迫流亡，或者被迫停止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新闻真空与严格的报道限制下，帕沙能够向我们展示哪些原本难以了解的俄罗斯现实？

LK：我认为，这部片子展示了政府为了让民众相信在乌克兰所做之事是正义的，愿意走多远。……入侵之初，我们看到俄罗斯人上街抗议普京的画面，也听说了当局收紧法律、镇压抗议的消息。但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是，这一切是如何渗透进俄罗斯最偏远角落的学校课堂的。

你看到它如何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人们的每一次对话，都可能涉及到它。说错一句话，你就可能陷入大麻烦。我认为，这部片子让你看到了恐惧是怎样蔓延到这个国家的每一处，以及孩子们是如何被操控的。而且不只是在俄罗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孩子被用来延续那些残酷的、血腥的冲突，这让这个世界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GIJN：帕沙从未被捕，但我想你们必须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LK：他从未被捕，也从未与执法人员有过正面接触。但当他发现有人在他家门外盯梢时，他通知了我们，我们当即决定：“好，现在必须让你立刻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