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二是其执政风格。二者都是反传统的，都是对美国长期政策和主流政治风格的颠覆，简言之，“特朗普现象”指的是特朗普以民粹主义和反建制的姿态上台并打破了美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伦理的现象。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5日，美国迈阿密，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美国商业论坛。视觉中国 图

具体来说，其政策的颠覆性体现在：一是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包括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发动关税战以及追求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二是反移民，美国历史上有反移民的传统，主要局限于社会层面和国会层面，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总统像特朗普这样如此仇视外来移民。三是在外交领域放弃自由国际主义政策。自威尔逊总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把“捍卫”所谓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视为美国的外交目标，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输出民主、扩展“民主国家共同体”成为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奉行的是“交易型”外交以及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和单边主义：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协定；对促进民主毫无兴趣，反对在第三世界进行所谓的“国家构建”；威胁兼并格陵兰、加拿大和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区，表现出赤裸裸的强权外交风格；不愿意承担所谓的“领导责任”和“国际义务”，淡化同盟关系。这些政策都是与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和风格背道而驰的。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更是令人大跌眼镜。他不是通过政府部门和正式机构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策信息，在第一个任期内，其执政风格被称为“推特治国”，第二个任期内改由“真相社交”平台发表意见和发布政策。其政策缺乏连贯性和长远规划，决策依赖直觉，经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特朗普还有强烈威权主义倾向，追求不受制约的专断性权力。最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不讲起码的体面，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嘲讽和贬低，甚至不顾外交场合的基本礼仪，对他国领导人进行围攻，乃至羞辱；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阴谋论，通过诉诸情绪而不是理性对普通民众进行民粹式的动员。这种执政的风格突破了美国基本的政治伦理底线，带来的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粗鄙化，政治学者称之为“无礼的政治”（politics of incivility）。

在1954年6月9日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律师约瑟夫·韦尔奇（Joseph Welch）愤怒地质问那位通过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方式指控所谓“亲共分子”从而掀起麦卡锡主义浪潮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你难道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实际上这句诘问当前也可以用到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成员身上。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出现“特朗普现象”？一位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官司缠身，甚至被判有罪的政治素人何以能通过美国的选举程序两次成为美国总统？从本质上说，“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是美国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和美国民主危机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更是200多年前美国建国之父们担忧的应验。

国父们的担忧：如何防止美国出现“暴君”？

要理解“特朗普现象”，需要回到美国的革命与建国时代。

从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到1789年联邦政府的成立是美国的革命与建国时代。在国父们看来，美国的建国是一场伟大的“共和试验”——把启蒙的理想变为现实，检验人类能否依靠理性，通过协商，而不是靠武力在广袤的国土上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宪政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建立在人民主权而非君主主权之上，摒弃欧洲的“旧制度”，通过自治和法治的原则保证人民的自由。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中所言：

一个重要的问题留给美国的人民用他们的行动和范例来解决，那就是人类社会能否通过这个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永远注定要靠偶然因素和武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体制。……倘若我们在应当扮演的角色上作出错误选择，那就应该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美国最重要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也有类似的说法，他在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说：“人类经过深思熟虑最后确定把自由圣火的保存和共和政府的命运寄托在交付于美国人民之手来进行的实验之上”。

油画《签署美国宪法》，画面描绘了乔治·华盛顿主持费城制宪会议的场景。

美国的“共和实验”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特别是在全世界都实行君主制的时代，共和体制被认为是过时的体制，甚至遭到欧洲人的嘲笑。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基佐在1844年还问美国诗人詹姆斯·洛威尔：“你们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多久啊？”国父们深知，共和体制本身有其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体现在它允许异见，甚至极端言论的存在，因为共和政府无法采取武力和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公民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共和体制容易出现派系之争和党派倾轧，因为结社自由是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共和体制也不利于抵御外敌，因为共和社会的开放性会为外来影响打开方便之门，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又容易导致对外来的威胁反应迟缓。更重要的是，共和体制的维护依赖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共和美德、见多识广（well-informed）的公民，否则共和体制中的民主成分和选举机制会导致野心家通过煽动非理性的民众，利用民众的激情上台，成为独裁者和暴君。历史上，雅典的直接民主演变为多数的暴政，罗马的共和体制被凯撒那样的独裁者所颠覆，这些都是具有丰富古典知识的国父们引以为戒的历史教训。

因此，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1787年宪法、构建共和体制的过程中非常担心美国会重蹈希腊和罗马的覆辙——共和国运行一段时间后走向多数的暴政或个人独裁，导致“共和实验”的失败。他们尤为担心野心勃勃的民粹煽动家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以保护人民的名义通过选举程序上台，然后追求专断性的权力，背叛人民的利益，甚至成为“暴君”，摧毁美国的“共和实验”。

国父们在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记录、《联邦党人文集》、公开演讲和私人通信中都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明确谈到“那些具有派系脾性，地方偏见和险恶企图的人，可能通过阴谋腐败或者其他手段先赢得民众的选票，然后是背叛人民的利益。” 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发布的《告别演说》更是明确警告派系斗争会让野心家利用民众对混乱的恐惧，建立起独裁统治，摧毁美国人的自由：

让我以一种更全面的视角，以最庄严的方式警告你们，党派精神通常会产生的有害影响。……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中 ……但在民众形式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form）中，它被认为是最强烈的，是这类政府真正最大的敌人。（党派斗争导致的）混乱和苦难逐渐使人们倾向于在某个个人的绝对权力中寻求安全和安宁；迟早，某个主导派系的领袖或更幸运的领导者会利用这一机会，崛起为暴君，从而摧毁了公共自由。即使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极端情况（这种事的确不应该发生），党派精神的普遍和持续的危害足以使一个明智的民族有利益和义务去阻止和抑制它。党派性总是在涣散人民的议会，削弱政府的行政机构。它以毫无理由的妒忌和虚假的警报使社会动荡不安。它点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对另一方，甚至煽动骚乱和暴动。

为了防止野心家上台、避免共和体制走向独裁，国父们设置了四大“护栏”：

第一大“护栏”就是分权制衡。分权包括双重分权，横向的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牵制，防止一个部门独大。纵向分权指的是联邦制，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进行划分，联邦政府只负责外交、国防、州际贸易、印第安人事务等全国性的事务。跟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则留给各个州来处理，各州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拥有不受联邦干预的权力。这种双重分权设计既能使联邦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全国性的事务，又能防止联邦政府专权，侵犯人民的自由。用麦迪逊的话说，双重分权的设计就是“把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指联邦和州政府），然后把政府分得的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有了双重的保障，这两种政府相互牵制，而各政府部门又能自己控制自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以野心来对抗野心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滥用。

第二根“护栏”是间接民主。很多美国历史学家谈到，从革命到制宪时期，美国的政治不是越来越激进，而是变得越来越保守。美国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平等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激情到了制宪时期逐渐平息，制宪是一项相对保守的事业，精英们担心过度的大众民主会沦为暴民统治——就像苏格拉底之死那样。1787年的制宪者们普遍对大众的理性能力抱有怀疑，他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抑制美国革命激发出来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激情。采取的办法就是摒弃希腊的直接民主，而采取间接民主——代表制民主的方式。间接民主的设计在1787年宪法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联邦参议员由州议会来选举，而不是由州的普通选民选举，而且任期时间较长（6年）。二是设立选举人团制度，总统不是由普通选民一人一票来选出，而是由专门的总统选举人（elector）来选出。各州选举人（选举人的数量与各州派往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数量相同）组成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投票选举总统。至于各州选举人如何产生，1787年宪法未做明确规定，在早期，各州的总统选举人实际上是由州议会任命的。这一设计的目的是确保总统由各州的精英来选举而不是由易受操纵的非理性民众来选举。这就相当于安装了一层“过滤网”，过滤掉大众的激情，以防止民粹野心家通过煽动民众获得最高权力。也就是说，按照国父们最初的设计，总统是由少数精英——专门的总统选举人选出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人一票由普通选民选出的。

第三个护栏是保障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以培育强大的社会。宪法前10条修正案以否定的形式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来剥夺个人的自由，而且还规定凡是没有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都由各州和人民保留。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是让公民个人通过结社和自治的方式形成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来对抗可能会滥用权力的联邦政府。宪法修正案规定个人持枪的权利不被侵犯，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知道美国不仅有强大的联邦政府，还有强大的公民社会，这是建立在个体权利受到严格保障基础上的。以社会对抗暴政是国父们的一个重大宪法设计。

第四根护栏是培养共和美德。不同于前三个护栏的外在约束，培育共和美德属于内在的约束。大多数国父们都相信，共和国无法依赖自私自利、缺乏公共精神的个体而存在，没有道德约束和公共精神的共和国是无法长期维持稳定的。特别是政治精英必须拥有共和美德，即：节制私欲，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忠诚于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个人。而共和美德的培育依赖教育和宗教。乔治·华盛顿对此尤为重视，他在告别演说里特别强调公民美德和宗教的作用，认为“在一切通向政治繁荣的品格与习惯之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宗教原则的支撑，国家的道德不可能长久维持”。在国父们的观念中，共和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石，公民的德行一旦堕落，体制设计得再完美也难以维持。

从1789年到2016年，国父们设计的四大护栏成功地阻止了暴政的出现，美国没有出现野心家依靠煽动民粹当选总统的情况。尽管也出现一些政治人物滥用权力、破坏美国民主的例子，较为严重的有麦卡锡主义和水门事件，但这些破坏都是局部的和短时间的，很快就修复了，而且无论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还是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都不是利用民粹情绪上台的。

当地时间1974年7月2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司法委员会弹劾小组会议，听取与水门事件有关的证据。视觉中国 图

可是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多年前国父们的担忧部分现实化，具有强烈民粹色彩和威权主义倾向的特朗普居然两次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特别是第二个任期）已经与国父们的警告非常相似，包括：散布各种阴谋论和谎言；通过社交媒体动员煽动民粹情绪上台；上台后追求不受制约的权力，破坏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攻击主流媒体，压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煽动仇恨情绪，激化社会撕裂和党派对立；通过安插听命于自己的官员和施压的方式损害联邦行政体系的专业性和中立性；抨击推翻其行政命令的联邦法官，将司法部武器化，损害美国的司法独立；不承认大选结果，破坏美国的选举制度。乔治·华盛顿1796年的警告仿佛就是为特朗普量身定做的：“用虚假的警报使社会动荡不安”——滥用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发动关税战，动用国民警卫队到各州对移民进行抓捕；“点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对另一方，甚至煽动骚乱和暴动”——指责反对他的主流媒体为“人民公敌”，煽动对民主党的仇恨，鼓励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以阻止对2020年大选结果的认证。

概言之，国父们关于可能会有煽动者冒充人民的保护者获取权力并威胁美国的宪政体制的担忧在200多年后竟然部分变为现实。

四大护栏为什么未能阻止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之所以能两次上台执政，是因为前文提及的国父们所设计的防止出现“暴君”的“护栏”出现了问题。除了分权制衡体制虽然也受到特朗普的挑战但还大体完好外，其他三根护栏要么已经被拆除，要么受到削弱和锈蚀。

被拆除的护栏是旨在过滤大众激情的间接民主制。首先是选举人团制度的变化。在早期，各州的总统选举人多由州议会选出，而且选举人可以自由投票，不需要遵从本州选民的意志。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民主”时期开始，选举总统的选举人开始逐步改由各州的普通选民选出，而且选举人必须遵从所在州普选的结果，不再能自由投票。也就是说，总统选举形式上还是间接选举（形式上由各州的总统选举人在总统大选年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最终投票选出总统，转年1月6日由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正式统计并认证），但实质上已经是直接选举了——选举人团投票和国会开票已经变成一种宪政仪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选民在选票上勾画的是各政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而不再是选举人的名字。其结果就是国父们所设计的旨在过滤大众的激情和非理性的过滤网——间接民主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仅如此，在两党党内初选过程中，总统候选人也开始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再采取早期那种由本党大佬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形式。选举人团制度和党内初选制度的改变导致政党候选人越来越需要迎合普通党员的诉求和需要，更容易受到民粹力量的影响。1917年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联邦参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取代此前由州议会选举的制度。这些事态表明民主化潮流已经让国父们最初设计的间接民主体制不复存在。

那么，为什么选举人团制度的变化早在19世纪中期就发生了，直到2016年才出现国父们所担心的情况呢？这主要归功于媒体发挥了筛选和过滤的作用。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NBC、ABC、CNN等精英媒体控制着美国的舆论，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本着专业精神和客观中立的原则进行报道。同时美国媒体生态的高度竞争性促使这些媒体珍视自己的声誉，一般不会散布谎言和阴谋论，更不会把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打造成全国性的政治人物。这种媒体生态让主流媒体起到了过滤民情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煽动家崛起为全国性的政治领袖。从美国立国到21世纪初期，精英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在监督公共权力、防止民粹主义壮大、维护美国民主体制稳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来，媒体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和传统主流媒体的衰落。最新的民调表明，仍然相信主流媒体并通过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人越来越少（有报道称只有不到10%的美国人还信赖主流媒体），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信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导致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各种假信息和阴谋论到处流行，获取真相越来越困难，人们甚至已经不在意真相。在很多人眼里，媒体的价值已经不是提供事实和真相，而是获取情绪价值。这为野心家和民粹分子进行草根动员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特朗普两次都是借助社交媒体竞选成功的，特别是在2024年的大选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尤为巨大。可以断言，没有社交媒体的崛起，就没有特朗普的上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各种阴谋论、极端言论、谎言和所谓“另类真相”的汇聚地和愤怒、妒忌、仇恨等情绪的发泄口，成为滋长反智主义的温床，民主治理所需要的理性辩论和温和的声音越来越稀缺。用奥巴马的话说，社交媒体已经对美国民主构成巨大威胁。实际上历史上的每一次通信技术革命都会对民主体制构成冲击。想象一下，没有无线电广播技术，希特勒不可能上台。正是收音机让希特勒散布种族主义仇恨的煽动性演讲传遍德国。而约翰·肯尼迪能成为美国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发明和普及，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电视辩论——美国历史上首场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极大地提高了肯尼迪的支持率。

1960年9月26日，美国芝加哥，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总统候选人全国电视辩论中交锋。视觉中国 图

被削弱的那根护栏是美国的公民社会。近年来美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社会抵御专权和暴政的能力。全球化进程在带来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美国严重的贫富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是镀金时代以来最严重的。一面是享受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红利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业和科技精英，另一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失业、破产，乃至失去家庭的锈带蓝领工人和农民。除了经济上的巨大分化外，还有文化上的极化：一面是坚决捍卫少数族裔和LGPTQ权利、保护非法移民、坚持“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另一面是深感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强烈要求回归传统基督教价值观的中西部“红脖子”和保守的“右翼”。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日益激烈的“文化战争”带来的是美国社会的巨大分裂，出现所谓的“两个美国”。“两个美国”仿佛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在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利益追求等基本问题上缺乏共识，其结果就是美国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内在的改革欲望大大降低。一个陷入严重分裂的社会是无法采取强有力的一致行动，去抗衡政府的滥权和矫正美国的弊病的。从历史比较的视角来看，美国现在与19世纪晚期的“镀金时代”非常相似——贫富分化、财阀政治、政治腐败、城市衰败、民粹崛起，但美国社会却迟迟没有进入“镀金时代”之后的进步主义时代。实际上，当下的美国非常需要一场进步主义改革来解决美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美国社会还有这样的能力、动力和土壤。最近发生的全国范围内“不要国王”的游行似乎表明美国社会的抵制能力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强大的公民社会这根美国民主的护栏尚未倒塌，但已经出现了裂隙。

最后一根护栏——共和美德现在怎么样了呢？应该说，这根护栏也出现了问题，至少已经出现了锈蚀——共和美德在流失。特朗普这样严重缺乏公共德行的人能够两次成为总统，这在19世纪和20世纪都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美国社会已经不大在意政治人物的德行。我们看到特朗普的内阁充斥着阿谀奉承之辈，内阁会议成为吹捧特朗普的赛场。不仅行政分支的官员不敢批评特朗普的“乱政”，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也缄默不言，对特朗普的滥权行为听之任之，甚至对特朗普突破政治伦理底线的行为也不敢出声批评。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的现象，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德行的败坏不是个别的现象。这与水门事件中美国政治精英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水门丑闻最初被媒体曝光之后，国会强烈要求对该事件是否涉及尼克松总统进行调查，当时司法部任命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特别检察官来专门负责调查水门事件。考克斯对此案穷追不舍，令尼克松非常恼火。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撤换考克斯，但理查森拒绝执行并选择辞职。副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接替理查森担任代理司法部长后，尼克松提出同样的要求，拉克尔肖斯也拒绝执行并辞职。当时国会的共和党领袖也都拒绝支持尼克松，认为如果尼克松被弹劾，根本没有胜诉的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尼克松选择辞职。这表明，尼克松的亲信们和共和党的同僚忠诚的是美国的宪法和法律，而不是尼克松总统个人，宁可丢掉官职也不屈从总统的无理要求。这正是共和美德的体现，而当前我们在共和党精英中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人物。

那么，为什么共和美德会流失？

首先是政治极化导致对党派和领袖的忠诚取代了对制度的忠诚。过去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即便属于不同党派，也共享一套基本游戏规则，而在目前高度极化的环境中，精英的主要忠诚对象变成了本党领袖，因为违背本党领袖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终结，特别是在特朗普追求个人领袖化的背景下，共和党人若公开反对特朗普，很快被党内选民淘汰。其结果就是对个人的效忠取代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这是当年国父们最为担心的。忠诚于制度而不是个人和政党是共和美德的基石。此外，在高度极化的环境下，很多选民已经不再在意候选人个人的品德，而是把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视为对抗对手和敌人（极端右翼把民主党视为敌人）的工具，认为特朗普无论有多少缺点，都是“自己人”，都比民主党人当选好。

其次是民众强烈的反精英主义心理。两党的建制派精英越来越脱离民众，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民众看来，传统政治人物表面正直，实则虚伪，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公开场合说着冠冕堂皇的好话，背地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特朗普虽然粗俗、无礼、自恋、口无遮拦，但这是“真性情”，没有建制派精英的那种伪善。特别是底层白人有着强烈的焦虑感，深感自己社会地位下降和经济上被剥夺，对未来极度缺乏安全感，并对两党建制派精英异常愤怒，希望能有“强人”来保护自己，因此不在意“强人”的政治品格与德行。其实民众没有想过的是，这样的领导人固然暂时可以打破建制派对权力的垄断，但带来的却是美国宪政文化的劣质化和粗鄙化，损害的是美国的声誉和整体的国家利益，同时这种缺乏起码共和美德的政治人物能否真正捍卫底层民众的利益也是大有疑问的。

第三是消费主义和物质文化的泛滥导致年轻人对公共事务不再感兴趣。在这个社交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泛滥的时代，人们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沉浸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带来的短时快感和感官的享受中。其结果就是个体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追求即时满足与短期主义，缺乏公共参与精神。这种情况与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期都大不一样，那时候很多精英认为服务大众、参与公共生活是人生成功的标志，是幸福的来源。大众消费主义的泛滥和娱乐时代的来临逐渐摧毁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贵族气质、绅士精神和理想主义责任感，加剧了共和精神的衰落。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

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也是一种冒险。历史学的任务不是预测未来，而是重建过去。但是，预测未来是人们的心灵习惯，大家也很关心美国的未来和民主的命运。关于美国的未来走向，特别是特朗普执政给美国体制造成的破坏能不能得到修复，有悲观的看法，也有相对较为乐观的看法。悲观派认为未来特朗普会持续侵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共和党将完全特朗普化，国会和法院无法对特朗普的滥权构成制约，民众对总统选举合法性的认可会持续分裂，美国可能成为“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有选举形式，但是实际上沦为强人政治），国际信誉持续下降，部分盟友去美国化。根据这一预测，美国民主体制修复的时间需要20年以上。乐观派则认为联邦法院、州政府和国会在关键的时刻会坚持独立性，共和党内部可能会分裂出反特朗普的人士，公民社会和媒体将继续揭露和抵制特朗普的破坏，美国基本的宪政框架将不会被动摇，国际信誉也会得到部分恢复（但难以回到二战后、冷战后的巅峰期）。根据这种较为乐观的预测，美国民主体制的修复时间大概是十年左右，也就是需要至少两届总统任期。

我个人认为第二种可能性略大一下。

[本文整理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于近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所做的演讲，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刘畅、缴心一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