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26年2月28日大西洋月刊。

哈梅内伊之死与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毕生的事业是维护一场正走向灰烬的革命

文／萨贾德普尔 译／失语者aphasia

“寡头统治的精髓，”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在于某种世界观和某种生活方式的持久存在，而这是由死者强加于生者的。”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正是主导着这样一个局面。

他并没有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是从其缔造者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那里继承了它。

1979年，霍梅尼领导了一场革命，推翻了与美国结盟的君主制，代之以一个伊斯兰神权政体。

该政体的三大意识形态支柱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以及强制女性佩戴头巾——他称头巾为“革命的旗帜”。

霍梅尼于1989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毕生的事业就是在这场革命所统治的社会已经向前发展很久之后，依然让这场革命苟延残喘。

在这方面，哈梅内伊取得了惊人且冷酷的成功。

但他所强加的世界观从来都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不过是一个幽灵的代言人。

哈梅内伊死于一个他曾极力想扼杀的民族之手，这是这场拥有47年历史的革命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他是该政权第一代建立者中的最后一人。

权力运作与政治博弈

哈梅内伊的崛起并非命运的安排，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1989年，精明的议长、开心果商人的儿子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声称这是霍梅尼的遗愿，从而帮助将哈梅内伊推上了最高领袖的宝座。

拉夫桑贾尼当时可能认为自己是在扶植一个顺从的傀儡。

但哈梅内伊——这位来自圣城马什哈德的贫穷神职人员的儿子——却另有盘算。

他们两人之间的竞争持续了三十年。拉夫桑贾尼倾向于创造财富以及与美国缓和关系；而哈梅内伊则认为，在革命原则上妥协将加速政权的垮台，就像“重建（改革）”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一样。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警告的那样：“促使他人强大的，必自取灭亡。”

由于缺乏神职层面的合法性，加之普遍的不安全感，哈梅内伊将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培植为他的御林军；他亲自挑选指挥官并进行轮换，以防止竞争对手积累权力。

革命卫队超越了神职人员，成为伊朗最强大的机构——这对哈梅内伊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而对卫队来说在财务上也是有利的，它成为了其所捍卫的神权政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

哈梅内伊将伊朗的民选机构当作门面，只允许进行刚好足以彰显合法性的政治表演。

无论总统推崇何种议程——拉夫桑贾尼的经济实用主义、穆罕默德·哈塔米的自由主义抱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民粹主义挑衅，还是哈桑·鲁哈尼的核外交——哈梅内伊都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一位伊朗学者（他的一些学生后来在德黑兰担任了政府高官）曾告诉我，在革命初期，这个政权由“80%被灌输了信仰的人（大多对全球现实一无所知）和20%的骗子与变色龙”组成。

他说，到了哈梅内伊执政的最后几年，这个比例完全反转了：20%是信徒，80%是为财富和特权而簇拥在官员周围的机会主义者。

封闭的泡影与仇恨的逻辑

哈梅内伊的反美主义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但也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驱动。

权势显赫的神职人员艾哈迈德·贾纳蒂曾道出该政权最深层的焦虑：“如果亲美势力在伊朗上台，我们将不得不与一切说再见。” 哈梅内伊完全认同这一信念。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解是可能的，”他曾在一个颇具启示意味的表述中说道，“但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是不可能的。”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在1951年关于群众运动的著作《狂热分子》中捕捉到了这种逻辑。

“仇恨是所有凝聚力中最容易获得、最全面的，”他写道；群众运动“可以在没有信仰上帝的情况下兴起和蔓延，但绝不能没有对魔鬼的信仰。”

美国就是哈梅内伊的魔鬼。

哈梅内伊明白，他的权力最好保存在一个气泡里。

不是完全的孤立——他想卖伊朗的石油——而是精心计算过的封闭，与可能暴露和侵蚀该政权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公民社会力量隔绝开来。

在沙阿时代的监狱里，他曾将反西方的埃及激进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著作翻译成波斯语；几十年后，他依然躲在同一个思想地堡中，坚信西方文化比西方炸弹构成更大的威胁。

代价与终局

然而，封闭是有代价的，而这些代价完全由伊朗人民承担。

哈梅内伊对待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态度，并非视其为社会契约，而是一种掠夺性的租赁关系——不容谈判，由地主强加，且早该废止。

该政权对9000多万人的私生活进行微观管理，规定他们可以爱谁，喝什么，以及女性头上该戴什么。

它一边宣扬紧缩节约，一边任由革命卫队作为一个免税的企业集团运作。

它在国家周围建起了一堵数字高墙，封锁了全球平台，而政权官员却在 X 上发布政治宣传。

它以“向真主开战”的罪名指控抗议者，并保持着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死刑执行率。

当连这些都不足以平息异议时——上个月，当抗议活动再次席卷全国时——哈梅内伊下达了可能被证明是现代史上最致命的国家暴力事件之一的命令。

哈梅内伊面临着每一位革命看守者都必须面对的悖论：他所维护的革命，是为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设计的。

乔治·凯南曾这样评论苏联：“没有任何一种狂热的弥赛亚运动能够无限期地面对挫败，而最终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实的逻辑。”

近四十年来，哈梅内伊凭借其意志力、残暴手段以及对“妥协即意味折断”的坚信，一直推迟着这种调整。

最终，他被唐纳德·特朗普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位美国总统和一位他极其憎恨的以色列总理——所击败。

他靠着“打倒美国”和“打倒以色列”度过了一生，最终也死于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