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史密斯大学（Goldsmiths）一桩骇人命案终于迎来判决。

26岁的美国留学生 Joshua Michals 被英格兰高等法院（Old Bailey）裁定谋杀罪成立，受害者是31岁的中国研究生 王哲（Zhe Wang）。

这个看似“恋人冲突”的悲剧，在法庭完整还原后，呈现出的却是一个极其残酷、难以置信的真相。

Michals 与王哲相识于2023年初的校园办证处。两人互动不多，偶尔见面，一度进入暧昧关系。王哲性格安静、细腻，生活习惯极度讲究卫生，对健康状况特别敏感，朋友形容她“很认真，也很执着”。

两人只发生过一次性行为，但在事后，王哲察觉皮肤上出现红点，担心感染性病。她反复要求 Michals 去做 STI 检测。但Michals 并没有把两人的关系视为认真交往，他同时与另一名女子保持性关系，这点后来让王哲感到被欺骗、被忽视。

王哲在俩人互发的消息中多次提到“害怕病毒”“不愿被欺骗”，甚至说出“如果得了病，还不如死了算了”。这些内容在案发后被警方从恢复的 WhatsApp 对话中完整呈现。

案发前一天，也就是2023年3月19日，王哲对 Michals 发了大量情绪激烈的讯息，表达愤怒和恐惧。第二天下午，Michals 说服自己带一些食物——草莓、葡萄、奶酪、火腿、生菜等，打算制作一份冷盘，让气氛缓和下来。

富二代Joshua Michals

他进入王哲位于 Lewisham 的小公寓。按他的说法，他先去厕所，出来后便看到王哲站在房间中央，手里拿着厨房刀具。Michals 声称她看起来“像发狂一样”“眼神不正常”。

然而检方指出，案发现场的布局和血迹分布与他描述的“突然冲上来”并不吻合。

根据法医报告，王哲面部的两处刺伤都集中在上半脸区域，角度为自上而下、力度深。检方认为这不是拉扯中的意外，而是主动、有力量的攻击。

现场血迹显示，第一次刺击后，王哲曾移动过位置，随后倒地。她的颈部有明显压痕，表明在刺击之后又遭受了持续性的压迫窒息。

法医推断：从受伤到完全失去生命迹象，她至少有30至60分钟仍然存活。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立即呼救，她是有生还可能的。

最令人无法理解也气愤的是 Michals事后没有拨打999，而是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父亲，并询问律师，他还将刀具、受害者手机、剩余食物塞入垃圾袋，并将这些在公寓楼的公共垃圾桶里丢弃。

随后Michals自己叫Uber离开现场，回到自己公寓后，他删除了与王哲的聊天记录。

所有行为都指向一个目的：减轻责任，而非挽救生命。

直到三个小时后，他才打出那通敷衍的报警电话。他告诉接线员自己“不在现场”，并拒绝描述发生了什么，只说“情况非常糟”。

当警方破门进入王哲卧室时，她已经倒在血泊中，面部保持仰卧姿势，刀仍插在她脸部。她的手机不见了，房间里也没有食物包装与刀具。

在庭审中，Michals 始终坚称王哲先持刀攻击他。他的脖子上确实有表皮划伤，但侦探指出，这些伤口并不深，形态也不像搏斗中被锋利刀具造成，更像指甲或轻微抓痕。

检方强调，他的说法存在多个不合理之处：

面部刺伤的位置过于精准，不像混乱中误伤

自卫反击通常不会出现“两次刺入面部”这种模式

即使自卫成功脱身，也应立即报警

逃离、丢弃证物、删除对话，都不是惊吓过度能解释的

最关键：他将她独自留在卧室三小时，没有任何急救行为

陪审团在经历了16小时31分讨论后，最终一致裁定谋杀罪成立。

受害者王某的导师与同学们在庭上作证。大家描述她：安静有礼，写作极有天分，对佛学、冥想和身心反思很感兴趣，经常温柔地关心他人

她原本应在伦敦完成硕士，准备申请博士，之后回到中国成为大学教授。她的同学如今仍把她的离去视为“无法接受的突然”。

而凶手Joshua Michals出生并成长于美国芝加哥，是一个标准的中上阶层家庭出身的青年。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父亲是美国一家公司的销售副总裁。案件发生后，他的父母能够第一时间从美国飞到伦敦，全程参与庭审，并为他聘请高价私人律师团队。

他在伦敦独居，住在格林尼治的 California Building，这是一处高档住宅区，租金昂贵，环境优越。和王哲位于 Lewisham 的简朴住处相比，他的生活环境明显更舒适。社交媒体上，他呈现出一个穿着整洁、生活文艺、热爱摄影与影视创作的青年形象，常常拍摄自己参与影片制作、操作摄影机或无人机的身影，也有不少旅行和生活方式的照片，整体形象属于典型的“美国中产文青”。

然而，在法庭披露的讯息中，他的性格呈现出另一个侧面。一方面，他在人际关系中倾向逃避责任，不喜欢直接面对冲突；另一方面，他对他人情绪缺乏耐性，也不愿承担后果。与王哲的关系中，他从未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只想保持随意关系，却长期享受对方的关心与照顾，最终导致彼此对关系的预期严重不对等。

当王哲因健康顾虑与被忽视感而情绪激烈时，他信息不回避而不见，选择冷处理与回避，而不是沟通或者面对。

案发后他的行为更暴露出明显的特权和自我中心倾向。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没有拨打急救电话，也没有尝试救助王哲，警察问他为何拖延三小时才报警时，他竟回答“我没觉得有什么急迫性”。

办案侦探 Claire Guiver 说：“这是一场残忍的袭击。Michals 的每一步行为都表明，他不是在恐惧中失手，而是在谋求自我保护，试图掩盖罪行。他完全明白自己做了什么。”

法院将在近日确认量刑时间，以配合王哲家人与 Michals 家人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