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单手拎起百斤麦袋的手，连舀水的瓢都端不稳；热气腾腾的馍放在眼前，手却像灌了铅，掰两下就累得直喘；秋收时别人镰刀飞舞，而他跪在地里抓着麦秆，麦芒扎进指尖缝里渗着血……

在当地人眼中，这家人仿佛背负着某种“诅咒”——在得贵之前，他的母亲、两个姐姐和表哥，已相继以类似的方式“枯萎”离去。

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的新书《安定此心》中，得贵的故事被记录下来。医学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这不是诅咒，而是家族性抑郁症，那些所谓的“变懒”，正是重度抑郁伴随的躯体化症状。幸运的是，在得到明确诊断并服药四个月后，得贵的生活重新看见了光亮。

姜涛在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安定医院）工作的33年，见证了中国精神疾病诊治观念与方式的巨大变迁。他将自己曾经诊治的病例凝练出15个编辑成书，其中，最让他揪心的正是像得贵这样来自乡村的患者。

在广袤的乡土社会中，精神心理问题仍常常被归咎于“鬼神作祟”“心思太重”或“祖上无德”。沉重的污名化与病耻感，如同一道无形的高墙，将无数患者阻拦在求医问药之路外，导致病情被一再延误，甚至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姜涛的自述。

把她从黑暗里带出来时，也照亮了我自己

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

1993年，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安定医院。当时别说普通民众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就连医生看精神科也带着异样的眼光。学医的时候，行内就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又脏又累妇产科，疯疯癫癫精神科。”

有一次，卫生部门组织全市医院开会，点名时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其内涵大家都心领神会，似乎“安定医院”已成为“疯子”的代名词。

我之所以留下，纯粹是因为赔不起违约金——分配时签的5年合同规定，提前走每年要赔偿3000元，而我当时月工资300多元。

入职报到的第一天，我去住院部，正好遇见一位患者办理出院。病人60多岁，神情呆滞，目光涣散，被人搀着哆哆嗦嗦往外挪。护士问病人的疗效填什么，医生答道：“痊愈”。那个场面对于20岁出头的我来说是当头一棒。我心里埋下了“精神病治不好”的怀疑。

我当时联系了很多医院，想离开这个地方。直到遇见一个病人，我才真正决定留下来。

那是一个在父母口中乖巧懂事的女孩，她考上了名牌大学，可上学后出现了失眠、情绪不稳定、幻听、妄想的情况。她常听到别人对着她说话，骂她拉低了考试平均分，拖了全班的后腿。

当地精神专科医院诊断她为精神分裂症，后来她转到了安定医院就诊。按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思路，主治医师给她开了药物，几天后病房不再回荡她尖厉的叫喊声了，但她眼里的光也一点点熄灭了。

这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就像是我第一天见到出院的患者一样，继续用药，女孩也可能变成那样。

那时我经常在病房与患者聊天，刚毕业的我比女孩没大几岁，她对我并不抵触。她有时会多说几句，可能是有关校园的只言片语，或是忽然冒出的诗句。我仿佛能瞥见那个未被疾病侵蚀的灵秀女孩。

有一次，我看到女孩罕见地伫立在窗前，我问她：“等会妈妈要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吧？”没想到这句话让女孩的泪水流了下来。她哭诉自己就是个累赘，因为这个病让父母掏光了积蓄。

我既震惊又困惑。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情感淡漠，但这女孩显然还拥有着细腻的情感。

我和女孩的父母再次沟通，认为她的状态更像是双相情感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我向上级医生汇报，希望调整女孩的治疗方案。但他告诉我：“全国精神病科病历堆里，十有八九都写着‘精神分裂’。”这也就是说，很少人敢冒险推翻这个“最安全”的诊断。

后来回看，在那时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患者是被误诊的。直到2006年，安定医院牵头，在北京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发现当年很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其实是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

但在此之前没人深究。因为无论是医院还是家属，都觉得“只要是住过安定医院的就是精神病”。很多病人出院后，只能“病退”，或者一辈子就吃着“劳保”，再也回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在当时，我想再为女孩试一试。经过一周的软磨硬泡，上级医生终于同意将诊断修改为双相障碍，用抗抑郁药代替部分精神病药物。然而此时孩子父母却打算为她办理出院，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们告诉我：两人刚下岗，没有收入，看不到任何希望，连老鼠药都买好了，想带孩子一起离开人世。

我反复劝说孩子父母再坚持几天，并仔细解释了双相情感障碍的疾病特点。更换了药物的第12天，女孩妄想消失，自制力恢复，身体明显好转。临出院前，我嘱咐她母亲提醒孩子按时吃药。

又过了一个多月，女孩的病情基本稳定，重新回到了校园。那时，我的5年期合同即将到期，得到了一个综合医院的工作机会，工资远超我当时所在岗位。

我纠结了半个月，最终还是回绝了。一方面因为新的工作极其疲累，另一方面也是遇到了这个女孩。她让我意识到，精神疾病可以被治愈，精神科同样能拯救生命，甚至可能更有意义。把她从黑暗里带出来时，也照亮了我自己。

女孩重返学校后，我隔段时间就会收到她母亲的电话：她拿了系里一等奖学金，大学毕业了，下个月要结婚了……

多年后我在街上偶遇她，她穿着一身干练的套装，打扮得优雅洋气。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只在心中默默送上祝福。

被“诅咒”的一家人

今年是我来到安定医院的第33年。早在10年前，我就想将自己遇到的故事整理出来，苦于时间和精力不足，一直未提上日程。

让我最终下定决心的，是在某天凌晨4点。我连续抢救了两位自杀未遂的青少年，站在住院部走廊，看见窗外清洁工正在清扫街道。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每天都在清扫看得见的垃圾，却对那些在心里腐烂的精神痛苦视而不见。我想把这些写出来，让更多人重视精神疾病。

在这本书里，我记录了自己诊治过的许多案例：厌食的孩子和暴食的母亲、分裂成十几种人格的年轻人、幻想自己变成小狗的青年……但最让我揪心的病例之一，是来自大山深处的农民陈得贵的故事。在他身上，集中了许多乡镇患者共同的问题。

2014年12月，陈得贵来到了我的门诊。从村子到北京，他整整花了4天时间，一路辗转搭乘拖拉机、汽车和绿皮火车，路费还是乡亲们一起凑出来的。他动作僵硬，一瘸一拐，眼里布满红血丝。来见我之前，他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睡了一夜。

得贵的病是家族性的。村里的人都说，他家遭了诅咒。第一个“被诅咒”的是母亲，她从不说话到不出屋，最后连炕都不肯下，成天面朝墙躺着。2000年立春那天，母亲自杀了，那年得贵27岁。

母亲走后不到半年，得贵两个姐姐的脸上都出现与母亲类似的阴郁神情。后来，两人相继自杀。接着是得贵的表哥，终日蜷缩在土炕上一动不动，最后瘦到脱形，离开了人世。

每当村里人提起他家的事，总说是“撞了邪”“懒得出奇”，或是“祖上造了孽”。

得贵却说，母亲和姐姐从前都是忙里忙外、非常勤快的人，突然变成了那样。根据他的描述，我判断这是抑郁症，或许是家族携带了某种与抑郁相关的基因，加上贫困的重压，使得他们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研究显示，这种家族性抑郁症特质的遗传度高达60%，比双眼皮的遗传概率还要高。

得贵的表哥能活活饿死自己，说明已经到了严重的“木僵”状态，属于重度精神运动性抑制。就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只能眼睁睁看着电量一点点耗尽。

在找到我的前一年，得贵也开始发病。开始是不想干活，后来连吃饭都成了负担，指头蜷曲着怎么也伸不直。他不止一次想过死。直到有个放假回乡的大学生告诉他，这可能是抑郁症，建议他去北京的医院看看。

我给得贵开了一种药物，对症、起效快，而且便宜。一瓶100片，不到20元，够吃大半个月。4个月后，得贵出现在我门口，他清爽利落，穿着得体。一见面，他忽然跪下来，执意要我收下他亲手种的一袋小米。

得贵告诉我，吃药第4天，他闻见了邻居家蒸馍馍的香味，而此前的半年里，他连咸菜都尝不出味道。他在庆幸之余，也深深后悔：如果母亲和姐姐能早点确诊、早点治疗，或许就不会病死，更不会至今还被人笑话。

得贵遇到的偏见并不是个例，甚至到现在也有很多农村百姓觉得这不是病，看作是中邪、附体、没积德。极端情况下，甚至有老人把儿子吃的药偷偷换成香灰，还说：“祖上没干缺德事！”

千禧年初，我遇到过一个老太太，浑身疼痛，到处查不出毛病。子女先后卖了两套宅基地的房子，一遍遍请“大仙”、跑医院，最后才找到精神科。实际上，老太太是因为抑郁出现的躯体化症状，我用当时一毛七分钱一盒的药治好了她的病。她后来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可这样的转变太少见了。

我们的身体面对精神疾病时，其实具备一定的自愈能力。如果第一次发作就能及时接受治疗，症状往往比较容易缓解。但如果一直拖延不治，身体虽然也可能慢慢自愈到原先状态的70%～80%，之后却很容易再次反复发作。

因此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曾求助过“大仙”的患者，身体状态反而有所好转——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积极的心理暗示，实际上起作用的是身体启动了修复机制。

姜涛所著《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图源：中信出版集团

病耻感，是横在就医路上最深的一道坎

我在安定医院工作期间，接触的患者中有超过60%来自乡镇。农村的抑郁焦虑发生率其实一点也不比城市低，只是表现往往不同：他们更多是失眠、没力气、不想干活。由于确诊率低，他们的自杀率反而更高。

就我的观察，当前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意识，大概与20年前的城市水平相近。

病耻感，是横在就医路上最深的一道坎。我曾在乡镇的精神病医院坐诊。当地政府打出惠民措施广告，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专家待遇。可有患者宁可坐100多公里的车来安定医院找我，也不愿去离家只有两公里的乡镇卫生院——怕被村里人认出来，怕一辈子抬不起头。

有一位不到30岁的农村女孩，新婚没多久，突然就下不来床，洗脸刷牙上厕所都不愿意动。家属用头巾把她脸裹得严严实实，推着轮椅来到医院。我一看还以为是心血管疾病，怕受风，实际上是怕别人认出来。拖了两个多月，迫不得已来到医院。开了药，半个月就好转了，能自己走着来复查。

现在我下乡出诊时常看到两种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和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

深入了解一些老人的情况后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年轻时就已经发作过，只是当时没有在意，错过了最好的干预时机。

而在近些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日益增多，农村地区也不例外。出现心理疾病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曾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他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不想上学，班里和他情况类似的孩子就有十多个。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他因为被撤去班长职务而不敢去学校，一到校就浑身起疹子、手发抖。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带他来看病，他连话都不敢说。

乡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心理挑战，有时比城市孩子更加严峻。农村生活压力大，家长挣钱不易，有些父母请假带孩子看病时情绪容易暴躁，觉得孩子“不省心”。这种情况下，我常常需要请家长暂时离开，孩子才能安心说出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乡村心理健康工作滞后的首要原因，是科普程度远远不够。首先要让大家认识到：心理也会生病，这是由于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和一个人是否坚强没有关系。就像血糖高了需要胰岛素调节一样，大脑有时也需要调节多巴胺和血清素的水平。精神疾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但药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心理治疗同样重要。一般患者的急性期很短，大约只有两个月，如果之后能配合心理干预，能恢复得更快更好。

我在乡镇医院坐诊时发现，一个上午大约40位患者中，至少有十几位需要心理干预。可是乡镇医院专业心理医生严重不足，很多是由护士或教师转行担任。

目前精神疾病防治工作主要关注已登记的重症患者，而那些受抑郁、焦虑困扰的普通人，往往无人过问、无人理解。如果每个村庄都能有一个懂心理、能识别问题、能给予引导的医生，很多悲剧就可以避免，也有许多人不必拖到必须服药的程度，就能走出心理困境。

我想通过这些真实的故事告诉大家：在被误解、被隐藏的痛苦背后，是一个个渴望被看见、被救赎的人生。尤其在广袤的农村，仍有很多人生活在迷信、病耻和孤独中。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药物，还有常识、理解与陪伴。

我们提倡科学诊疗，也更期待社会能提供让痛苦被安放的空间。

让求救不必羞愧，让脆弱不必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