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在文中回顾，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后，便积极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组织演讲与沙龙活动，逐渐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他直言当时已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两天后，北京大学校园内学生自发集结，最终发展为游行行动，他也因组织活动成为学运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指出，随后50天内，学生运动快速扩大，并与其他高校学生成立联合组织，持续发起游行、示威与请愿，提出包括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官员财产公开等诉求。5月13日，更有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行动，试图向政府施压。

然而，王丹表示，政府最终的回应并非对话，而是戒严与军事镇压。1989年6月初，当局出动军队进入北京，爆发震惊国际的六四事件。他回忆，当时自己并未在广场现场，但接连接到消息得知军队对学生开枪，巨大震惊让他一度陷入麻木状态。

随后，中国当局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发布21名学生领袖通缉名单，王丹名列第一。他描述，得知遭通缉时已无恐惧，只感到“心很疼”，对中国未来充满不确定。1989年7月2日，他在北京遭逮捕，后被判刑四年，1993年获释；但因持续参与异议活动，1995年再次被捕并重判11年，最终于1998年被流放至美国。王丹表示，流亡海外后，他于哈佛大学取得硕博士学位，并曾来台任教八年，之后返回美国，在华府成立“对话中国”智库，持续推动民主与人权议题。他强调，自己仍有“中国梦”，但与习近平所主张的不同，“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受到尊重的中国”。

回顾六四事件30年后的反思，王丹直言，当年学生对中共仍抱有期待，“我们承认那时有些天真”。但他也指出，不仅是学生，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曾寄望中国经济发展能带来民主转型。

他认为，随着中国政治体制发展至今，特别是在习近平修宪延长执政任期后，过去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期待已被证明过于乐观。他直言，六四事件后，中共已全面放弃政治改革，如今更成为对抗西方民主体系的重要力量。

王丹强调，若国际社会能从1989年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或许就是：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并呼吁重新思考将人权议题与经贸政策挂钩，以回应当前全球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