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你们的政府，”上周末炮火如雨点般落下时，特朗普总统向伊朗人民发出了号召。“它将由你们主宰。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中唯一的机会。”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利用了民主的梦想和解放的承诺。美国在过去曾多次向其他国家发出这种号召，而结果往往以灾难告终。

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鼓励匈牙利人民——其中也包括我的父母——发起起义，并提供战术和策略上的指导，这让许多听众相信他们会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走上街头，对共产主义秘密警察进行公开处刑。伊姆雷·纳吉组建了新政府，并宣布匈牙利将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然而，西方的援助始终没有到来。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城。我的父母亲眼目睹了士兵在人头攒动的广场开火。在苏联的镇压行动中，约有2500至3000名匈牙利人丧生。数万人被捕，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纳吉。

1961年，类似的一幕再次上演。古巴流亡分子在得到美国提供空中支援的承诺后，准备攻入他们的祖国并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但军事支持并未兑现。在猪湾事件中，100多名叛军被杀，上千人被俘，卡斯特罗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这种底气为18个月后的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伏笔。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情况。当时美国资助并武装了阿富汗圣战者，支持他们反抗苏联占领。这一次，美国对革命者的支持起初确实取得了成功。苏联于1989年撤军，但美国的后续支持也随之消失。接踵而至的是内战、塔利班的崛起、像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圣战分子的激进化，以及最终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1991年，在“沙漠风暴行动”将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赶出科威特之后，老布什总统呼吁伊拉克人“采取行动——迫使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发起反抗，将复兴党军队赶出了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然而几天之内，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就重新占据了上风。政府军围捕了反叛者，在什叶派清真寺内对他们进行折磨、强奸和杀戮，甚至用直升机向他们泼洒煤油并点火。华盛顿最终决定不干预。成千上万人丧生。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伤亡人数只说明了部分问题。痛苦的背叛感会持续几代人。2003年，在华盛顿抛弃伊拉克什叶派反叛者的20年后，我和《60分钟》的同事鲍勃·西蒙在纳杰夫采访了当时的年轻什叶派教士穆克塔达·萨德尔，那里曾是1991年萨达姆镇压行动的核心地带。我们问他是否感谢美国终于推翻了压迫伊拉克什叶派的人。由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记忆依然鲜活，他回答道：“小蛇走了，大蛇来了。”

威权政权很少会自行崩溃。当生死存亡受到威胁时，他们会反击，而且往往极其残暴。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政权更迭不仅仅是撤换一个领导人那么简单。它需要武器、后勤和情报，需要时间、金钱以及美国人的生命。太多的总统在起初夸夸其谈，但在成本变得清晰后就开始重新评估其优先级。

而在重新评估中被忽略掉的，是那些相信了诺言的人：那些走上布达佩斯街头的匈牙利人，那些夺取城市控制权的伊拉克什叶派，那些涉水上岸的古巴流亡者。

就今天的伊朗而言，困难尤为艰巨。虽然多数伊朗人反对该国的统治政权，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拥有公认领导层的组织化运动来领导他们。伊斯兰革命卫队规模庞大、势力雄厚且手段残忍。据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民权组织称，在近期反对该政权的抗议活动中，已有超过6800名平民死亡。有些估计甚至比这还要高出许多倍。

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武器或地面部队的进入，伊朗反抗者成功的希望渺茫。此外，许多伊朗人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并对美国上一次在伊朗策划政权更迭记忆犹新——那是1953年，中情局协助推翻了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并将巴列维国王重新扶上王位。

即使民众起义取得成功，内部的分歧也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制造出那种曾在巴格达和喀布尔挫败美国利益的权力真空——而这一次，面对的是一个可能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看着德黑兰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让我想起了父母描述的1956年布达佩斯的场景。没有美国的公开干预，苏联在那里的统治花了30多年才结束。美国现在会留下来，支持它正在怂恿参与危险起义的伊朗人吗？还是在实现其军事目标后就扬长而去？

“解放”的辞令是廉价的，而实现它的代价却极其昂贵。那些相信承诺的人，才是付出代价的人。这在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屡试不爽。在伊朗人把性命押在美国的承诺上之前，他们理应知道胜算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