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新贵，正在沉迷于建造末日庇护所。

01 硅谷的庇护所热

据《连线》（Wired）杂志报道，早在2014年，马克·扎克伯格就开始在夏威夷考艾岛（Kauai）上建设他那占地达1,400英亩的庞大庄园——库劳牧场（Koolau Ranch）。

这座庄园有一处神秘的施工场所，六英尺厚的高墙将整个工程与外部道路相隔离，参与营建的工匠和电工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得透露工作的内容，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知情人士透露，这处神秘所在是一座配备独立能源和食物供应的末日庇护所。

当人们询问扎克伯格是否正在修建末日庇护所时，他的回答倒是颇具几分幽默色彩，这个被美国坊间故事盛传为“蜥蜴人”的高挑男人说：“没有，那只是一个小庇护所，和地下室差不多”。

没错，占地5000平方英尺，约合465平方米的“小避难间”——尊贵的“蜥蜴人”之王，即将回到他忠诚的封地。

扎克伯格并不是唯一一个热衷建造末日避难所的硅谷新贵。

据Linkedln联合创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透露，超过半数的超级富豪们正热衷于为自己购置末日保险，而夏威夷、新西兰等“发达岛屿”则是他们建造末日庇护所的热门目的地。

新西兰一处废弃的末日庇护所

这类岛屿有一定的农业基础，基础设施相应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孤悬海外，浩渺无垠的太平洋足够保证他们的地堡在未来的末日免受“暴民”的冲击。

据统计，除扎克伯格和霍夫曼外，已经拥有或计划拥有末日避难所的硅谷新贵还包括Open 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和PayPal联合创始人，副总统万斯背后的大佬彼得·蒂尔。

评论家道格拉斯（Douglas Rushkoff）将这种对末日庇护所的偏爱解读为精英对社会契约的背叛——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让一切变好，他们最大的担忧已经成了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战争、瘟疫、电磁脉冲、人工智能反叛，以及“难以控制的大众”的威胁。

在美国，只不过，这种“背叛”似乎尤为明显。

特定国家精英群体的避险策略总与其历史上的灾难形态息息相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吃尽苦头的德国精英更青睐于囤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大量现金，经历数千年流散的犹太人精英将强大而坚韧的社群网络视作维系族群生存的关键。

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魏玛共和国

相比之下，只有在美国，在硅谷，打造末日避难所成为了普遍的流行风尚。

这部分是因为硅谷对“奇点”的降临更为敏感，这些冲刺在人工智能一线的科技新贵的确相信，一种具备人类思维的强人工智能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的效应，例如，例如，Open AI的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维尔（Ilya Sutskever）便曾建议，在发布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之前，公司应该先为顶尖科学家建造一个地下避难所。

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偏好追溯至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症结，这种症结表现为对世界将在一场全面冲突中彻底毁灭自身的深刻焦虑，我们不妨称之为“冷战后遗症”。

现代末日庇护所，本就是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发明。

02 恐惧的产物

一桩反直觉的事实是，末日庇护所最初并非少数权贵的奢侈品，而是由联邦政府进行顶层设计，并深深嵌入美国家庭与社会的公共筹划。

1959年6月，美国联邦民防管理局刊发了一本另类的民防手册：《家庭庇护所设计指南》（Family Shelter Designs）。指南中写道：不论你身处何方，家庭庇护所都是必需品。

这份指南是美国社会对1958-1962年间日益严峻的核危机的直接反应。彼时的美国正深陷核战争的切实恐惧中。

1958年，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苏联要求美英法自西柏林撤军，被后者强硬拒绝；1961年，苏联封锁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修筑柏林墙；1962年，苏联应古巴卡斯特罗政府邀请，计划在古巴部署5个弹道导弹团，其中R-14型导弹射程为3700公里，若从古巴西部发射，足以覆盖美国全境。

美国拍摄的苏联在古巴军事部署图

导弹时代的核战争，正从科幻作品成为现实政治的可能结局。

为了提醒美国民众不把核威胁视作儿戏，指南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美国本土容易被打击的目标，并贴心地推导了核战争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根据气象预测，巨量的核辐射和尘埃将在行星风系的吹拂下，仅用24小时覆盖美国全境。

“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我们必须知道，如果我们不做万全准备，敌人的武器足以将我们摧毁”，指南写道。

03 庇护所古已有之

末日庇护所是秩序崩坏与死亡恐惧的产物，发端于美国的现代末日庇护所只是这一恐惧的新型的、具体的变体，它的理念则与人类文明的兴衰史相伴始终。

在中世纪的欧洲，城堡便是一种典型的“末日庇护所”，而在古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

中世纪威尔士的卡菲利城堡

考古出土的汉魏时期陶坞堡

自公元3世纪以来，东亚气候史进入新一轮低温期，作物减产，降水线南移，中原饥馑残破，饥饿的游牧民在季风环流的扰动下成群结队的南下，对于亲历者而言，周遭世界充斥着典籍中从未记载过的末日景象：汉祚已亡，晋氏偏安，胡人部落在关中和华北平原建立一个个短命、暴虐而嗜杀的政权。

南北朝时期的胡人武士壁画

“坞堡”，便是因应末日的庇护所。

《晋书》记载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坞堡”，其堡主为庾衮。

庾衮本是的颍川乡贤，八王之乱时，叛军在阳翟一带肆意劫掠，庾衮便率领同族与异姓之人上千人前往禹山据守自保。很快，禹山上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众人以“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为由，推举庾衮为共主。

禹山位于今河南禹山境内

勉为其难地“黄袍加身”后，庾衮率领众人“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形成立体防御体系，又“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重建一整套分配与官吏选用体系，俨然把禹山建成了乱世中的独立王国。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庾衮的独立王国历经数十年而不倒。晋室的乱兵未能攻入，羯人君主石勒的大军也在山下望洋兴叹。

无论是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还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两者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它们是拥有土地粮田和完善防御设施的堡垒，其组织核心则是一位权贵人物，这位权贵用过血缘纽带和依附关系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维持坞堡内人口的再生产，从而增加堡主家族在末世的生存概率。

两者共享的哲学是：末日不存在公共秩序，人们将回到弱肉强食的状态——正如西方哲人霍布斯曾说，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关系犹如狼对狼的关系。

霍布斯《利维坦》封面

然而，冷战时期由联邦政府推广的家庭末日庇护所采取了不同的哲学。

04 冷战时期的社会乌托邦

美式末日庇护所是现代平民社会的隐喻。

联邦政府的目的是：每一个美国家庭，无论其贫富，都能够有能力修建末日庇护所。

为了视线末日庇护所的平民化，它的设计必须有所取舍。《指南》排除了舒适度和美学因素，将人的生存需求压缩到极致，设计师建议每个人在庇护所拥有0.93平方米的活动空间即可，而这个面积甚至不足以放下一张单人床。

确定了极致简约的理念后，《指南》开始向全美家庭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确保一个中学学历的美国成年男性也可以用身边常见的材料完成庇护所建造。

考虑到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指南》特意提供了四种建造选项：成本为150-200美元的地下室混凝土砌块避难所、成本为700美元的地上双层墙体避难所、成本为700美元的预制金属避难所，以及造价高达的1000-1500美元以上的奢华庇护所：地下钢筋混凝土避难所。

地下室混凝土砌块避难所（basement concrete block shelter）

地上双层墙体避难所（aboveground double-wall shelter）

预制金属避难所（pre-shaped metal shelter）

地下钢筋混凝土避难所（underground concrete shelter）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1959年前后，美国家庭的中位年收入约为5600美元。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美国家庭只要拿出家庭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就可以覆盖顶配家庭末日庇护所的建造成本。

1960年代的普通美国家庭

在每一款庇护所的介绍中，执笔者都不吝笔墨，像传统行当里的老师傅那样，手把手指导读者从零开始动工，细节精确到了砂浆抹几英寸厚，拐角垒几层砖，以造价最为低廉的“地下室混凝土砌块”为例，指南写道：

“沿着在地下室地面上标出的施工线，用约 3/8 英寸厚的湿砂浆砌筑一排实心混凝土块。拐角部分先砌至大约六块砖的高度然后将墙体其余部分砌至相同高度。接着再次加高拐角部分，并将整面墙提升至同一水平。墙体不应一直砌到地下室天花板，应在顶部预留至少16英寸的空间，以便后续建造避难所屋顶。在屋顶安装完成之前，顶部几层混凝土块不要砌上……”

在指南末尾，执笔者更是给出了每一种部件的详细技术参数。

耐人寻味的是，在联邦政府的官方指南中，执笔者考虑到了每种庇护所的防核辐射系数、避难空间、照明、建造成本、耐火性能和排水系统，但偏偏阉割了在核末日生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武装自卫和自给自足。

或许，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核打击不会摧毁公共权威，联邦和州县一级的治安力量将在核末日中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安定，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分配。

冷战时期的美军

家庭的“自食其力”，（do-it-yourself）其实是在联邦政府这一“大权威”庇护下的“自食其力”。用当时美国实行的话说，它是“庇护所的父爱”（Shelter fatherhood）。

末日下的法治是持有权力者的美好想象，另一些美国人却打算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这些美国人更接近霍布斯式的想象，他们相信，核末日无疑将文明世界拉回自然状态，尽管美国政府强调美国人的团结，但对家庭末日庇护所的建造者来说，敌人不止核辐射，他们的“邻人”同样是蛰伏于暗处的威胁。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像孤狼一样，做好与邻人搏杀的准备。

末日下没有“我们”，只有“我”，这种残酷的生存策略被《时代》（Time）杂志称为“Gun-thy-neighhour”。《时代》杂志采访了一些对阉割版末日庇护所感到不满的家庭，除了罐头食品之外，他们同时储存了短刀、手枪和催泪瓦斯。

于是，在现代末日庇护所的发展史上延伸出两条支线：公权威庇护下的shelter fatherhood，以及准备迎接暴力世界的Gun-thy-neighhour。

从后来的历史看，“Gun-thy- neighbour”的逻辑终究压倒了“shelter fatherhood”。

作为社会工程的shelter fatherhood逐渐衰落，商业化的庇护所则遵循Gun-thy- neighbour的理念，不断强化自身的自给自足和武装防卫能力，硅谷新贵们所修建的末日家园已经更接近中古的“城堡”和“坞堡”，而非冷战时期的家庭庇护所。

这也意味着，末日庇护所的建造成本水涨船高，它已经重新成为富人的奢侈品。

05 乌托邦之死

恐慌很容易成为一种经济。

在联邦政府忙于推销极简家庭末日庇护所的同时，设计师保罗·拉兹洛（Paul László）接受汽车租赁大亨 赫茨（John Hertz）的委托，为赫兹在其加州牧场设计一座地下末日庇护所。

拉兹洛的设计方案

拉兹洛不负众望，他的方案将末日庇护所设计在地下30公分处，配备有液压电梯、螺旋楼梯以及可供14人舒适居住的生活空间。拉斯洛的设计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最终落地，但这一超级富豪、顶尖设计师和豪华“坞堡”的组合即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如今，联邦政府的全民末日庇护所指南早已不再更新，私人末日庇护所产业却发展得红红火火。

眼下，全球范围内已有诸多公司专门提供为末日求生爱好者制作末日庇护所的业务，其中的佼佼者包括Atlas Survival Shelters、Survival Condo、Vivos和Oppidum Bunkers，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德州公司Atlas Survival Shelters。

Atlas Survival Shelters旗下末日庇护所的建造场景

在官网上，Atlas广告词写着：

“我们生产种类齐全的末日庇护所，用以在发生大流行病、社会动荡、暴力人群骚乱，以及来自国内外的生物、核辐射或电磁脉冲（EMP）等威胁时，保护您和您的家人安全。”

Atlas致力于美国人提供数十种款式的庇护所服务，最简单的地窖由12英寸厚，强度为4000PSI的钢筋混凝土加固，配有独立的枪械室，可以便捷地设置在房间地下。

Atlas的造价不菲，但它已经称得上是最亲民的存在。对于超级富豪来说，瑞士制造商Oppidum Bunkers的产品更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

Oppidum的产品整合了军用级别的防卫系统和顶奢酒店的生活设施，以法式风格的L’Heritage为例，庇护所拥有16英尺的挑高、手工家具和内部花园，房间的照明系统按照昼夜和季节的节奏编码，可以在地下模仿地球自然光照的变幻。

建筑师甚至参照银行金库的标准，打造了一座地下画廊，供客户在人造星光的沐浴下，一边畅饮红葡萄酒，一边欣赏珍藏的艺术品。

对于超级富豪来说，Oppidum Bunkers的产品算得上物美价廉。入门级的末日庇护所仅需1000万美元，即使是豪华型的L’Heritage，也只需要1亿美元便可以收入囊中。据公司首席执行官扎拉米（Jakub Zamrazi）介绍，近年来，他们的业务正在稳定增长中。

除了这些造价高昂的私人订制庇护所，一些制造商也发展出“庇护所小区”的业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拉里·霍尔（Larry Hall）推出的生存公寓（Survival Condo）项目。

生存公寓的外观

霍尔在堪萨斯州购买了一座废弃的冷战时期美军阿特拉斯核弹发射井，并将改造为15层的地下摩天大楼，除了军械库、装甲车和自动步枪狙击岗等自卫设施外，公寓配备了图书馆、教室、剧院、室内游泳池、酒吧、水疗中心和健身房等设施，以及 12个对外出售和租赁的房间，据悉，全部房间已被抢购一空。

生存公寓内部

当然，无论是Oppidum Bunkers还是Survival Condo，它们只是解开了当代末日庇护所的冰山一角，毕竟，没有人能够进入扎克伯格的库劳农场，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

回到道格拉斯（Douglas Rushkoff）的论调，末日庇护所是精英对社会契约的背叛。当我们重新梳理当代庇护所从惠及普通人的社会工程演化为富豪玩具的历史时，背叛的意味尤为明显。

在气候变暖、贫富分化和地缘危机日益加剧的当下，当人们感叹硅谷新贵末日庇护所的极尽奢华时，他们是否会想起半个世纪前那句“末日庇护所是家庭必需品”的呼吁，以及那本事无巨细的建造指南呢？

或许，真正的末日，不是核尘或灾难，而是我们早已放弃的共同未来——一个无法用钢筋与混凝土重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