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审美和道德评判，都被王朝叙事夺舍。

昨天《《太平年》：唐宋为何成了我们文明迈不过去的一道槛》一文，聊了聊我对新剧《太平年》的看法。还有一点余味，想再写一篇文章，那就是关于剧中展现的“十朝宰相”冯道这个人。

在看这部剧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角色，我觉得刻画的还是蛮有韵味的。

关于冯道这个人的传统评价，历来有两种，一种来自正史，说他是毫无礼义廉耻的奸臣。比如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他将冯道置于《杂传》（贬义列传）当中，并在作序的时候就说了一段特别有气势的话：“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冯道）可谓无廉耻者矣！”

由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作为一本符合儒家伦理的“历史二创”搞得太成功了，宋明理学又在之后的中国居于统治地位，所以冯道这个贰臣的名号，在正史中就算坐死了。

而冯道的另一个形象，则来自于我小时候在机场和地摊上的常看到的“机场文学”“地摊文学”当中。什么“乱世不倒翁”、“职场保身术”，冯道、曾国藩、鬼谷子，这仨人一度稳坐中国机场通俗史学的前三把交椅，大量的受众转而倾慕和敬佩冯道，但敬佩的不是他的德行，而是他的厚黑学、应变术，想学他怎样才能在领导频繁更换的“职场”上步步高升，乱世当中依然“长乐”。

但是，冯道人生中的另一些侧面，那些王夫之、顾炎武们曾经试图为他翻案，极力强调的侧面，却在两者之间被轻轻放过了。那就是他乱世当中对那些流离民众的悲悯，和对自己生逢乱世，理想与生计皆要注定漂泊的那种看开与豁达。

穷达皆由命，

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

莫要问前程。

如今朋友圈里很多人签名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很少人记得这话其实最早就是冯道说的。

冯道早年的时候跟随李克用当随军书记，李克用手下的骄兵悍将军纪都极差，每到一地必然抢掠，不仅抢民财，而且奸淫妇女，玩腻了以后往往就杀掉。但冯道从来不利用自己手上的职权干这种事。有些将士出于的冯道的“尊敬”，说也送个美女给先生您，一起乐呵乐呵呗。冯道都说不要，有时实在退却不掉，冯道就收下了，但收下了以后从来不碰这些可怜的女子，把她悄悄养在别帐里，暗中寻访她的家人是否还在世，还在就把姑娘给人家送回去。

不仅如此，冯道早年“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他发了俸禄就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兵荒马乱，有百姓抛下田地去逃难，他就安排人在夜里悄悄替人家打理田地，主人回来以后登门致谢，冯道说这没什么，你们安心生活……

《旧五代史》就盛赞冯道说，“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说的简单点，就是如果你自己生逢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你一定会指望遇到冯道那样一个好人，因为在那个混乱无序，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冯道是好歹尝试在权力的最核心部位尝试去跟军阀、兵痞乃至异族皇帝，尝试去讲一点道理、让他们体谅一下民间疾苦的人。

后晋跟契丹闹翻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冯道奉命去出使，耶律德光开口就问：“方今乱世，天下的百姓，怎么才能救得呢？”冯道回答：“今日之乱世，就算是佛祖来了也救不了，但唯有您这样的真天子才能救民水活。”耶律德光被拍了这个马屁之后大喜，顺水推舟的稍微约束了一下契丹人的军纪，冯道后来随耶律德光归开封，“凡所经过，民皆焚香夹道而迎，呼为‘救民宰相’”。

我们分析一下冯道的这段出使行程，他确实没完成皇帝给他交代的任务，见了耶律德光的面，即不给后晋的皇帝求情，又不搞战狼，直斥契丹入侵的无礼。反而奉承对方是“真天子”，以戴高帽的方式的求对方来善待百姓，后来甚至干脆当了“带路党”，领着契丹军队一路进了京城，导致皇帝石重贵被俘虏，以后晋王朝的视角去看，冯道确实太不“忠”了。我大晋尊你以宰相之位，先主石敬瑭对你更有托孤之重，你难道就是这么报答王朝和先帝对你的知遇之恩的么？

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冯道这么做，毕竟是尽他所能，把乱世对民众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其实冯道这个人，总让我想起冰与火之歌中那个“八爪蜘蛛”瓦里斯。《权力的游戏》第一季里，“北境公爵”史塔克·奈德在即将被处死前跟这位君临城的太监总管有这样一段对话，两人聊到后来越说越不明白，因为奈德发现瓦里斯这人似乎不是为他曾服侍的任何一个主人效力的。

奈德问：“瓦里斯大人，请你告诉我，你到底为谁效力？”

瓦里斯回答说：“唉，大人，这还用说吗？我当然是为国效力了。我以我失去的命根子发誓，我为国家效命，而这个国家现在需要的正是和平。”

无论是《权游》还是“五代史”，我们在读这类故事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自己带入那些风起云涌的角色当中去，史塔克或者兰尼斯特，李克用、郭威或者柴荣，似乎我们都是那些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一旦发生这种带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好恶，喜欢那些愿意我们的利益肝脑涂地的忠臣良将，而对瓦里斯或者冯道这样八面玲珑的“不倒翁”恨之入骨。

但这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帝王视角”，抛开帝王视角之外，如果你穿越回乱世，还是如现实中一样，是一个一文不名、任人宰割的平头百姓，你会更乐于世界上再多一点瓦里斯和冯道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在真正为这个国家，而不是某个君王效忠。

可惜的是，自宋以后，这个为国而不为君的视角，被遮蔽和篡夺了，“忠君”总是牢牢的跟“爱国”绑定在了一起，而后者在这种绑定中失去了它自身的意义。儒家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要求下，被要求“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慷慨死节”，也就是如果皇帝犯了错误，你就得不顾自己死活的拼命给君主提意见，被拉到午门去打板子，甚至直接杖毙当场都要九死无悔。而等到王朝败亡的时候呢？你又要“慷慨死结”，必须和皇帝一样一起殉了这个王朝……

但我特别想问一句，这套看起来特别自我感动的儒家价值观凭什么？

凭什么我读了圣贤书，就必须为你一家一姓的君王，盛世的时候不顾自己死活安危的磕头提意见，乱世的时候陪着你一起效忠殉节？

尊重放下忠君情节，尊重王朝命运，有余力的体恤一下乱世中的普通百姓，这难道不好么？这难道不更值得的尊敬么？

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代，的确出现过许多有瓦里斯这种世界观的权游参与者，因为他们的社会权力与信仰是分离的，对国王的效忠之上，还有一些更高的价值观，比如“上帝的仁慈”

而你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宋以后占据儒家知识分子主流的这套忠君价值观，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种极端强调人身依附、特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玩意儿，它把君主看作了父母，是把君主的利益置于国家乃至民众的利益之上，甚至恨不得用君王利益彻底代换和取消掉后两者。导致了后世中国士大夫，几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君王可效忠的国家、和超越君王之上的信仰对象。

所以宋以后的知识分子如欧阳修无法理解冯道，热衷于辱骂他。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冯道错了，而是欧阳修们被皇权完成了一种更深度的阉割与驯化？

而这个驯化一度非常成功，直到明末，顾炎武才在《日知录》里反应过来。

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所以顾炎武重新定义说，一个士大夫的职责应当是保“天下”而不是保一家一姓的王朝。在王朝溃灭的时候依然尽量保证不要出现“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惨剧。

但这不就是《旧五代史》所还原的冯道所做的事情么？

原来从唐亡到明亡，几百年，我们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只是绕了一个大圈。

冯道，自《新五代史》以后官修史书、理学对这种人物漫长的泼污与诋毁，其实是一次王朝话语权对民众话语权漫长的夺舍，民众最后被逼着带入到帝王的立场和视角那里去了，陪着后世君王们骂了一千年的冯道。却几乎忘却了他在乱世中分清王朝与天下，不忠于某个君主，却忠于社会的良知底线的活民之恩。

“人类不感谢冯道”，哪怕关注他，也只是为了学习他在乱世中怎样明哲保身、存身立命，有时想想，

这真的是可发一叹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