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反复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把沟通、经贸、人工智能、两军危机管控等纳入其中；同时多次回顾中美共同抗击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并要求美方“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受访学者分析，北京正试图把二战后秩序、台湾问题与“台独”风险管控纳入这套战略稳定框架。

习近平星期四（9月24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提到，要把今年5月两人确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朝“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方向发展。

中方通稿也列出人工智能、经贸、执法及两军沟通等合作，并把美方“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称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

二战历史成为习近平这次访美论述中另一条明显叙事主线。

他在欢迎仪式上说，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国宴致辞进一步点名两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并提到驼峰航线、中国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以及两国人民长期往来的历史。

特朗普的讲话中也引用了中美二战合作，但重点有所不同。

他在迎宾致辞中提到“飞虎队”和美军陆战队沿用至今、源自中文的“gung ho”（工合）一词，称中美在二战时曾成为盟友，并把这段历史直接连到当前关系，“正如我们的人民共同努力赢得那场战争”，他与习近平也将继续合作，为两国创造更好的未来。

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两位元首虽然都谈二战，落点却不同。习近平借共同抗战强调二战后国际秩序，也有提醒美国约束日本当前安全政策的含义；特朗普则借过去成功合作，“为今天中美合作干大事铺垫”。

但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日本或台湾问题上向北京靠拢。

北京近年持续把台湾问题纳入“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论述，主张《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认台湾归还中国，并把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相连，由此形成从二战历史延伸至台湾问题的一套论述。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信贤受访时则认为，北京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除了防止中美冲突，也越来越突出二战后秩序、台湾和“台独”三者之间的联系。

他说，北京近期对美论述中，“台湾问题”和“台独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后者被视为可能直接冲击中美关系的红线。

王信贤研判，北京也希望把经贸、芬太尼、人工智能等美方关切，与涉台问题放进同一套战略稳定框架；如果美方在台湾或“台独”问题上不配合，其他合作也可能受到影响。

习近平星期五（9月25日）结束访美前，特朗普将陪同他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特朗普在迎宾致辞中介绍，两人将看到美国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珍宝”，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以及见证中美长期关系和文化交流的档案。

这项安排也因可能触及与台湾相关的历史文件而受到关注。

路透社在习近平出访前引述知情人士称，中方可能在国家档案馆重申1982年《八一七公报》，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这份公报主要处理美对台军售问题，美方当时表示不寻求长期售台武器，并拟逐步减少；但时任总统里根在《八一七公报》发布当天，同日发出的备忘录明确地把减少军售与北京持续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挂钩。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唐安竹（Drew Thompson）对《联合早报》指出，台湾仍是中美最敏感、最具争议的议题，北京每次高层会谈都会提出；但从中方会谈纪要看不出特朗普此次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就像习近平也没有在美方优先关切领域让步。

唐安竹并将当前局面形容为“有礼貌的僵局”，即分歧没有进展，但双方维持正面政治气氛，让工作层级能够继续磋商。他认为，这种稳定仍然脆弱，更多建立在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不是双方目前欠缺的共同利益和互惠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