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那个不起眼的保洁阿姨的休息区，过去没有被仔细端详的人、背景和细节，似乎被相片定格之后就变得重要起来了。

被提醒的观看

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在大量商家女性主义营销口号的信息流中，最刺目的莫过于一场“呼吁为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室”的发声活动。以高校女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人在网络上积极发声，用镜头记录下保洁阿姨蜷缩在楼梯间啃冷饭的场景，又或者是拍下女厕所永远打不开的最后一格，狭小的空间里，放着椅子和清洁用品…..

当触目惊心的日常画面被强调出来，人们才恍然惊觉，原来很多保洁员都没有专门的休息场地。保安有保安室，为什么保洁没有保洁室？保洁员们维持着公共空间的卫生与秩序，而她们的生存却被极限压缩在一平米之间。近日，官方媒体也报道了此事，称“给保洁阿姨设立休息区，不是福利而是权利。”

在舆论中冲浪，我发现了很多后续。有很多女孩子写信给学校，或是跑去公司行政处，用自己的行动响应议程。在刷微博的时候，我发现 @愤怒银行 去年7月的一组创作被多次转发。

评论区里有人说：

“让我想起外卖人员的办公室就是各自的电动车。”

“喜欢作者的创作形式，用手电筒照亮这些本没有在意的角落。保洁阿姨休息的地方经常是没有光的，她们也需要光。”

过去没有被仔细端详的背景和细节，似乎被相片定格之后就变得重要起来了。账号的主人叫闫家成，是一位青年摄影师。这个作品完全不是为响应热点而创作，早在去年七月就拍摄完成了。

闫家成在当时拍摄的那个小区租住了三年，因为住的是二楼，他一般都不会坐电梯。楼梯过道就是那一栋楼清洁工阿姨休息的地方，那里通常有一把被业主丢弃的椅子，指引路障，一瓶水，和清洁工具。熟了之后，他偶尔会和阿姨聊几句，快递纸盒拆完后也会直接拿给阿姨，或者放在约定地点。

有一次，他出门钥匙忘记拔了，回来时，阿姨把钥匙还给了他说，帮忙保管了一下。闫家成送了一盒巧克力作为感谢，一来二去有了一些交流。后来清洁阿姨也会问他们要一些过期的米面，拿去喂鸡。闫家成才知道她好像是住在周边的村民。这种不算重也不算轻的交往一直持续着，直到去年七八月搬家。

“我经常路过这个空间，也好奇其他楼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空间？在搬家前，我去我们整个小区看了一圈，确实都有这样的角落，就想记录下来。当时也没想过要采取像舞台聚光灯的形式，只是单纯想把它照亮，因为那些空间采光很差。我在拼多多上花十块钱买了一个手电筒，以现在这样的形式拍下来了。”他说他创作的缘由蛮简单的，就像日常做作品一样。他发到微博上，也没有预想大家会有什么反应。

这是闫家成比较习惯的创作形式，他喜欢不太经过修饰的画面。他创作时就在想，其实这个空间很多人都能看到，但当你拍出来，这个事件才又被重视起来，这个过程还蛮奇怪的。

我想，大家好像特别需要一种被提醒的观看，才能对熟视无睹的日常产生一个新的观看动作和思考角度。创作的意义大概就是如此。

再发现日常和普通群像

浏览他的账号时，我发现他是一个对日常、劳动者和城市公共空间投以无限关注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像是城市观察日记。

在一席的分享中，他说，“我的拍摄主题大部分集中在我生活的区域，包括我住的附近、我公司的附近，以及上下班的路上旅行行的时候反倒比较少拍照，因为我总觉得观察很多时候需要时间，很多有趣的东西可能在重复看过很多次以后才会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

下面这一组图是闫家成在小区楼下的公交车站广告牌旁边拍摄的。闫家成觉得车站广告牌不挂广告的时候很亮，很像摄影灯箱。在成百上千次的路过后，他突然想到，既然那么像摄影灯箱，为什么不利用一下，拍下经过的人呢？他立刻开始行动，在广告牌旁边，拍了上千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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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闫家成打车。司机看起来五六十岁了，头发也有些白，全程没有交谈。但下车付款时，闫家成发现他的昵称叫星星，后面还有三个emoji的。

当时他觉得这个昵称特别可爱，很好奇但又社恐，不好意思问。之后凡是打车时，他都会先拍一张司机的照片，下车时再把付款界面截图。当素材越来越多，他就拼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叫《每个人都有一个网络昵称》的作品。

作品发到微博之后，有不少人喜欢。闫家成说，不仅是出租车司机，很多街边小贩、餐馆老板，或者是便利店老板，付款时都能看到他们的昵称。这些昵称是冷冰冰的服务关系之外，更接近对方内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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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家成关注群像，他喜欢拍摄在某个特定场景聚集在一起的人。一个日常场景能够把身份各异的人吸引到这里就一定有它的能量或者文化意味，这很吸引他。他习惯用长图的形式去展示这些场景。

这是人和路障的互动。

左滑查看坐在路障上的人们

下面一组记录的是暴风雨天，在地铁站外等待乘客的摩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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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大部分人被要求居家办公，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他走去公司拿电脑，在路上被眼前的场景震惊。那是一群清洁工人在做保洁，十几个人站在一排，擦拭街上的栏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看起来都上了年纪，那好像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疫情在真实地发生，之前更多的是看新闻。”闫家成站在那里拍摄他们，因为街的位置不够宽，就只好一段段地拍，之后把这组照片通过后期的方式还原当时的场景。

左滑查看《疫情期间给给栏杆做清洁的工人们》

过了几天，他又站在最繁忙的十字路口，花坛边缘，举高相机拍摄这些从十字路口经过的外卖员们。短短十五分钟，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拍够了。

回家之后，他把外卖员从原图里一张张抠出来合成进一个大街道背景，连着抠了四五天，手都抽筋了。最后合成了一幅作品，名字就叫《十五分钟从十字路口经过的外卖员们》。这幅作品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在那时登上了很多新闻媒体的版面。

《十五分钟从十字路口经过的外卖员们》

左滑查看《海底捞的摄像头》，那些大部分时间对着服务员的摄像头们

这几年，闫家成每年的固定项目是去广州火车站拍摄春运，绿皮火车依然是很多打工者的首选。“只不过因为乘坐了不同的交通工具，让不同阶层的人可能很难再见面，所以我每年都会来到这里拍照。”

闫家成每年会选择一个不同的拍摄主体，有时是蛇皮袋，有时是装满干粮的塑料桶，还有上面写着“中国旅游”但用处并不是旅游的包。2021年，他以行李作为拍摄主体，完成了这个叫《中国旅游》的作品。

左滑开始《中国旅游》

2022年，他站在火车站栏杆外开始拍摄这些经过的人们，有青年人，有老年人，有人拿着背包，有人拿着泡面，有人拎着桶，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他把快门速度调快，去捕捉他们的动作和神态。

左滑查看2022春运期间广州火车站前的人们

2023年，他选择在广州火车站外面一个合适的点位蹲守了两天，拍摄了一列比较满意的火车，拼贴了起来。

左滑坐上一辆从广州开往兰州的列车

闫家成迷恋群像是因为一个印象深刻的场景。那是在广州城中村的一个凶案现场，他原本站在被观察到这一面，看到很多人望向自己。沿着群众的目光，他看到很多警察在商店里调取监控录像，还很天真地问了一句，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没理他，接下来闫家成看到一些人从楼下拿了很多取证的黄色塑料袋，再往前就是很多警车在前面。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站在这边后，他就去了对面，左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说的清楚。后来他上网去按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搜索，都没有发现任何信息。因为一直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个月后他又去线下问，还是没有人清楚。

“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经常在网上或者线上能看到一些不公的事件，一般曝光被看见了，都能有一些相对积极的处理。但我发现能够被看到的事件其实很少，尤其是当你上网看到这些细节时，会有一种错觉——不公的事，只要来到网上就能获得处理。我那时候意识到很多事情是不会被看到的，能被看到的，都有一定程度的幸运。”

我问他 ID 为什么叫“愤怒银行”？他说，在大学时代喜欢齐泽克，他讲过一个类似的比喻：当整个国家系统失效、社会不公频发时，人们的愤怒会被“集中存储”起来，就像存在一个“愤怒银行”里——但这个银行不是帮你解决问题的，而是像体制的一部分，把你的愤怒收编、转化，变得可控。他告诉我，他现在不是特别愤怒了，还是比较关注自己周边和生活中的一些事。

人间百态的真实

有张图片在他手机里保存了快10年，这是深圳打工人的一则采访。

“我隔三差五就会看一下这个图，他说的就是正常人或者普通人的状态吧。他不再是传统成功学叙事里的生活状态，不是奋斗了变成人上人，我的人生就不一样，。至少在中国不是这样子。虽然这个话他说出来有一点沮丧，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很有力量的。”

闫家成相信，“真实有一种巨大的力量。”

在他从小生长的环境里，周围的人都会外出打工，小学同学或初中同学，可能只有几个人读了大学，他想要去理解他们的生活。

2020 年有一天，他在微博上看到好友发了一张 58 同城的截图，截图内容是关于找工作的，里面的叙述特别真诚。他才意识到原来58同城还有一个成熟的社区，他就下载了 58同城看了看。

58 同城上的信息展现了人间百态，他看了之后挺难受的，因为他立刻意识到，在网络上有很多低迷的声音，这些声音游离在主流的声音之外，不太为人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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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会在微博上发很多打动自己的截图合集，有些是线上兼职群里发布的在广州工作的时薪价格；有些是自己搜索到的“打工妹”和“打工仔”的新闻合集；还有一些是“不戴头盔”通报平台里非常生动的人们。这些算不上作品的发现，常常像石子投入互联网水塘，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

相比于摄影，闫家成说自己可能更喜欢上网。有时，这些网络发现也能转化成一个作品。

比如在一个工作群里，他发现在同事对接的活动上，有领导合影的照片框出了一位女士，以此点出她是嘉宾。他一下子被这张合影击中，因为照片里的其他人都是男性。他就想着做一张作品去反映这种职场现象。

“下班之后，我就用最简单的关键词，’领导’加’合照’，找到这些照片下载下来。用最简单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加框，把男性的脸遮掉，只保留女性的。”他说，整个作品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发到微博上后，共鸣和争议同时出现。

《网络合照中寻找女性身影》

《网络合照中寻找女性身影》

当我们聊起如何去拍摄劳动者的摄影机权力问题时，闫家成会提到，他自己也很困惑。拍摄很难避开拍摄人物主体，在拍摄时，他仍然非常紧张，“如果你去关注别人，又带不来什么太大的改变，就会让我有一些困惑，好像把自己置于了一个高一点的位置。”

他有时候也在想，公司有很多清洁工阿姨，但他连她们的声音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可能她们永远在沉默，在那里干活，仅限于此。后来他又想，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她的声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角色或岗位。“同情”也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心态。

闫家成最后告诉我，在他搬来的这个新小区，他发现保洁阿姨连楼梯过道都没有，只能坐在室外的一个台阶上，经常一坐就是一下午或者一晚上。因为小区比较老，没有电梯，楼梯每天都有人走。阿姨连个正常的空间都没有，我和他都很唏嘘。

这几年，一直支撑着他创作的还有一句话，是马克思在《学术与政治》中写到的，“单靠期望与等待，只能一无所有。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应当从事我们的工作，以满足当下的需求。”

劳动者当然应该有尊严地生活，这一切都还需要所有人持续的关注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