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在欧洲（包括法国）引发了一波评论潮。法国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斯蒂芬妮·巴尔默（Stéphanie Balme）在发表于法国《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对欧洲来说，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华盛顿与北京展开对抗，而在于这两个既相互竞争、又越来越遵循相似逻辑的大国，最终形成一种“共处的模式”。

国际纵横 RFI

斯蒂芬妮·巴尔默是法国政治学家、是中国外交问题专家，也是法国国际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的现任主任。她认为，面对中美关系，欧洲人的评论往往总是在迷恋与焦虑之间摇摆，仿佛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力量博弈是在一个全球舞台上展开，而欧盟只不过是舞台背景中的一个摆设。

她表示，欧洲的这波评论潮既是可以预料到的、但又是令人失望的。欧洲人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立场对欧洲乃至世界而言，既令人感到无力，又充满危险，因为，欧洲的以和平与自由为基础的独特政治模式的衰落所会带来的全球性影响被忽视了。

斯蒂芬妮·巴尔默表示，对欧洲来说，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而是在于一种新秩序的出现：在这一新的秩序中，中美两大强权最终彼此适应，并按照一种“帝国协商”的逻辑来组织世界。在这样的新秩序下，欧洲将被降格为规范性的边缘地带：欧洲虽然依然相对富裕、擅长监管，但在政治上却被边缘化。

然而，欧盟并不是注定只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斯蒂芬妮·巴尔默表示，无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中国而言，欧洲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与空间。此外，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眼中，欧洲仍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和平、法治、公民自由以及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之上。这一模式既不同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既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又充满救世主情结的美国资本主义。

斯蒂芬妮·巴尔默继续表示，当下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核心，与其说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两个在多个关键维度上日趋趋同的体系之间的强权竞争。而且，两个强权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两个体系之间相互混合且相互影响。

在20世纪，中国研究并吸纳了美国强权体系中的主要工具：比如，军工复合体、世界级大学、风险投资、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对科研与战略技术的大规模资助等等。邓小平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所推行的发展战略，本质上是对美国强国工具的一种选择性借鉴，以实现追赶并提升能力。

“科技民族主义”

斯蒂芬妮·巴尔默指出，历史提醒我们：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其根本的动因是与苏联的战略竞争。这说明，中美双边关系首先服从于严格的战略逻辑。这一选择不仅塑造了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也最终推动中国逐步成长为美国的“系统性竞争对手”。

如今，美国又重新发现了一些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它自己曾经给边缘化的工具，而这些工具恰恰正在中国身上得到体现：产业政策、大规模补贴、关键供应链控制以及技术安全保障。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与战略基础设施领域推行的政策，就体现了“战略型国家”的强势回归。

因此，中美双方的模式正在逐渐相互混合。中国在多个经济领域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并引入市场工具；与此同时，美国则以经济安全与产业主权为名，重新恢复长期被自由主义正统给边缘化的国家干预形式。尤其是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科技与战略工业领域的私人资本，越来越深度参与到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制定与执行之中。

斯蒂芬妮·巴尔默还指出，中美双方各自国内的政治动态，也开始出现某种可比性。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与当代中国体制的一些特征是形成共鸣的：如科技民族主义、强调产业主权、社会保守主义，以及国家力量的核心地位等等。某些意识形态的边界正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围绕“国家实力”、“技术控制”和“关键依赖关系”的趋同。

在这一点上，埃隆马斯克是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及他公开反对与中国“真正脱钩”的立场，都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现实：“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的部分精英以及部分美籍华人已经把中国视为21世纪工业效率的典范。

而且，不仅是马斯克，美国与中国科技资本主义的主要人物，如今都处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工业体系之中。

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的处境显得格外脆弱。在一个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G20体系中，欧洲越来越像一个具有吸引力、却正在失去地位的空间：它更像一个规则制定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行为体。而这种不对称的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以持续。

尤其是在跨大西洋关系被重新定义、中欧关系又因2025年双方建交50周年而进入重组阶段的背景下，如果欧洲仍然缺乏针对两大强权的新战略，那么它面临的将不仅是经济上的“降级”，更是规范性影响力的衰退。

斯蒂芬妮·巴尔默认为，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不如说是帝国性的；与其说是由道德来驱动的，不如说是由技术力量来主导的；与其说是普世主义的，不如说是由集团逻辑与依赖关系所构成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欧洲来说，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调整外交或产业政策了，而是要保持欧洲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21世纪维护民主存在的政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