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月时间里，25岁的李铭仅有三天“空闲”时间——作为一名短剧演员，这并不符合劳动合同，公司希望他保持每周都有两天休息。但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他一个月内出现在三部不同短剧拍摄现场，快速地进出剧组、背诵台词和磨合使得他只剩下三天休息。

“其实三天都不算休息……我要时刻保持身材，所以其实我三天都在健身房里，要么就是找前辈寻求精进演技和职业发展的建议。”他告诉BBC中文记者。

李铭毕业于华中一所“211大学”的古汉语文学专业——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三年疫情、以及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低迷，按照原本的人生计划，毕业后他本该前往其它高校深造，念博士、甚至博士后。或者，按照他父母的规划，他应该回到老家，快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端上“铁饭碗”的教师，朝九晚五，“尽享人生”。

“但经济形势太差，高校教职‘非升即走’让青年教师留不下来。生育率每年都创新低，今年我做小学老师有饭吃，明年都不知道小学还在不在，”李铭说，“好在我上学时候一直在话剧社活跃，师哥师姐把我介绍给短剧团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2023年入行至今，他称自己的职业道路逐渐稳定。念研究生期间，李铭已经开始在各种剧组之间奔走。去年毕业后，他入职一家位于武汉的“集成式”短剧公司——这是近年来中国的一种新型模式，一个集编剧、制作、演员、经纪人、投流于一体的综合型短剧公司。

“投流”即流量投放，这是网络时代影视剧行业的一个增长环节，指通过付费或自然方式将内容或广告推送给抖音等指定平台的算法系统，以获取更多曝光、用户、互动和转化。

在过去半年里，他以男二号或男主角的身份出演25部短剧，男二号以下角色也算上的话，这个数字还要更多。

过去几年，中国短剧行业持续蓬勃发展，甚至在海外亦一路长虹，形成一条新产业链。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报告，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下同），超过了电影票房规模，这个数据仍在上涨，业界预计到2027年将突破1000亿元。

对于位于郑州的编剧杨开来说，这个数据“不算大”。从撰写网络小说发家，如今30多岁的杨开入行已经近10年。

“对我这种市场老油条来说，这个数字都是被政府政策管控之后、压低一头之后的数字，”杨开对BBC中文说，“现在只是市场更加稳定了，各方玩家该进场、离场的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你看到的是一个新兴产业正规化之后依然有得涨的样子。”

“没有独立的个人能在短剧这个行业里挣到大钱，但你猜怎么着，在这个经济环境里，居然会有这么一个行业让人感叹‘真是好稳定’。”李铭这样形容。接受BBC中文采访的所有短剧从业者都有类似表述，他们是演员、编剧、场务、导演，都在“感谢短剧”。

在李铭的工作日程表里，他每个月只有两到三天休息时间，其余时间都在拍摄。

短剧流水线

从观众视角来说，短剧是出现在抖音、快手、甚至微信上随时可以弹窗的分集竖屏短视频，免费内容够看，但就算购买全剧也并不贵的一个选择：一集一块钱，如果充值平台会员，打包后的平均价格甚至可以更低。

但对于屏幕后的短剧制作部门来说，短平低价的市场线依赖的是以“快”为整个行业的基调，最常见的模式就是“7+7+7”，即筹备七天，拍摄七天，整个后期的“投流”也是七天。

这个模式概括了整个行业的三个主要环节，从上游到下游分别是：剧本、制作和投流。

传统影视行业亦有三个对应环节，也就是剧本、摄制和发行。只是和这些“正规军”相比，短剧的这三个部分互相之间非常独立，三个部分直接成立业务高度垂直的公司，也就是单独的剧本、制作及投流公司。它们两两之间随机合作，并不固定。制作团队从剧本公司手里买走剧本进入制作准备阶段，开机，然后将拍摄好的所有材料全部交给统一的后期“投流”。

这三类公司和团队互不干涉、互相独立，陌生到了这三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几乎完全不互相认识的地步——这样的运行模式对于传统影视行业来说几乎不可想像，传统影视行业几的不同部分几乎完全混合在一起、互相制肘、互相影响，一个剧从筹备到进入后期动辄以年为单位进行时间计算，剧本和制作之间多有扯皮，剪辑加入之后更是一场混战。“7+7+7”这样的时间周期，对于传统影视行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杨开曾给传统影视剧写本，他说：“以前导演总是跑过来找我谈话，要我改剧本，给谁谁谁加戏加台词，要么就是改掉整个故事线，哪有这样的道理。现在短剧好了，我写什么就是什么，制作团队是不能改我的本子的——我甚至可以直接跟他们说，你们敢改我的本，我就敢保证你们这个剧会扑（会亏）。”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由于切片视频、剪辑节奏非常重要，后期的投流公司几乎将决定一个片子是否叫座，所以把整个材料直接打包交给专业的剪辑团队是几乎所有制作公司都会做出的“高明选择”。

短剧制作团队人数非常少，一个剧组人数常常维持在20到30人之间。

过去一年里，行业生态逐渐变得明朗，短剧行业开始出现一些被戏称为“黄埔军校”的集成式大公司，也就是将这三个部分全部纳入一家企业、作为不同的部门并肩林立——但实际运营方式和散拼、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合作的短剧企业依然非常相似。

李铭就在这样一家大型短剧企业内，他笑称这样的公司运营模式和日本的宝冢歌剧团高度相似：固定的、轮岗制的剧本部门，四个轮流开机的制作组，以及统一操作的投流后期。

“即便如此，大家都在一个公司内，我也未必认识别的部门的人，”李铭说，“大家的业务还是互相独立，我作为演员部的人，拿到剧本就开始背台词，和搭档磨合，我几乎完全不认识任何一个其他组别的人。实际上，我们一个月要开机数十部戏，节奏很快，几个部门之间流水合作，就像多个部门之间有无数种排列组合模式，我就算工作之余有闲情去认识别人，别人也会觉得我奇怪，大家都很紧凑，很忙。”

这样的模式允许短剧行业轻便且高速运行。

导演高凯觉得短剧这样的模式对于投资人来说是“最舒服的”。

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在30万人民币到50万人民币之间，这个价格相当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一部15分钟左右剧情片创作的成本。一部100集以上的短剧，整个制作成本就是30万到50万——这甚至不足传统影视剧成本的十分之一。

“筹备七天，拍摄七天，剪辑和投流加在一起七天，你把每个部分都拆开，一个拍摄组就能一个月开两到三个戏，剪辑投流也能开两三个戏，以前三、五百万做一个长剧，不保火不保利，周期长风险大还要走审批，现在同样的钱可以在一个月里扔给十个组试错，你不可能十个都扑，节奏快，收益高，试错好，换做是我，我也这么干。”高凯说。

有从业者表示，短剧爆火原因中“运气”占多数成分。他们常在开机前普发彩票、集体拜财神爷、发红包以求好运。

政府各种扶持

在中国，短剧公司多聚集在郑州、武汉、长沙、西安、贵州等地，并形成地方协作效应，成为一个个地方区块产业链。从分布来看，不难发现以中国中部地区最为集中突出。

瞄准短剧的发展势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扶持短剧产业，协助给短剧拍摄提供场景。以河南郑州为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支持郑州打造微短剧之都”，同省的登封提出，70%以上取景于该市地标、场景的短剧，综合播放量达1亿以上的话，综合价值评判后可以给制作团队最高50万元奖金。

在福建，政府直接牵头给短剧团队建设拍摄基地，尝试去培养百家短剧机构。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等数个省份都有不同程度对于短剧的政府扶持政策。

今年27岁的李卓琪在2022年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短剧行业，到今天也没想过换行业。

“以长沙为例，它最近对标横店做了一个‘竖店’，专门给短剧造景，你去这里拍片开项目，政府直接给你减税，这地方最早开机的那一周还每天给你发1000块，”李卓琪说，“这钱很多了，你在短剧剧组里做场务的话，一天也就只能挣800块呢。”

规避审核

规避审核，是几乎所有短剧从业者都对BBC中文提起的短剧特色。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规避了中国关于公映许可的数量、类型限制，二是规避了对于内容的限制。

在中国，一部传统影视剧要走上电视、电影院的屏幕，需要走漫长的立项审核流程。近几年，这道审核逐渐收紧，数量和题材上都有控制。尽管中国官方并未明说到底严控到什么程度、每一年有多少数量额度允许电影电视剧通过，从业者的共性结论是：太难了。

中国国家电影局官网公布的10月全国允许备案立项的影片数量为34部，从制作单位上看，几乎完全是头部影视公司的天下，小企业难以生存——与此同时，仅仅在浙江横店一个片场，一天之内就有上百部短剧开机，郑州一天内也有上百部短剧开机，长沙、贵州、西安，每天新开机剧组的数量几乎只增不减。

此外，从内容上看，“烂尾楼、开大G（奔驰的一类越野车）进故宫，这些都是新闻媒体都不让写的敏感东西吧，我们短剧可以做，”杨开说，“我们下三路能写，那这些民生内容我们也都能写。”

从表现来看，这些和民生议题高度结合的故事往往有很好的市场。一些短剧非常善于利用短剧“要爽”的拍摄重点，去绘制民众心里郁结的苦楚：权势之子强压人三头，那么天选男主就要去找他报复。政府不作为导致烂尾楼出现，那么天选男主就要去报复政府、为民请命。

哪怕是以婚恋为主题的“女频”（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频道），离婚冷静期这些中国新闻媒体奉为报道红线的议题成了主流题材——反对包办婚姻，嘲讽相亲、离婚冷静期以及“依附男性”这个传统观念，这些剧作开始占据“女频”短剧的排行榜。

而这些都是在中国媒体报道禁区的题材，编剧、制作团队、剪辑、投流、短剧的观众全部对此照单全收，蓬勃的市场完全展示了这些内容在民众心里的地位。在这些题材的短剧评论区里，最常见的高赞回复就是“看春晚不如看这个”。

这样的剧本模式有迹可循。纸片人李卓琪透露，短剧在制作中就会选好自己的目标受众，这个画像会非常清晰，比如“广东40到45岁之间的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安徽30到40岁之间的失业男性”，短剧直接瞄准这类群体的社会关注点、痛点去进行撰写，然后拍摄。

这个现象近年有所收敛——今年2月，中国当局宣布新规，要对短剧事实分级分类，甚至表态要给短剧做发行许可证。

但实际上，李卓琪告诉BBC中文，行业内并未“太多”感受到审核逼近的压力。

“非要说有的话，其实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拍反派，这个反派最后必须通过公检法的介入，改邪归正，走上正道，我们要强调这个正能量，不然就不让你上架，”李卓琪说，“此外，我们公司如果和平台方关系不好的话，那我们的男二号就不能殴打男一号，只能推搡。那我们关系好一点了的话呢，就可以让男二号去给男一号两巴掌，这都是好商量的。”

谁赚到钱了？

短剧到底有多赚钱、是否值得入场，这是过去几年里，随着这个行业逐渐成为显学而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议题。

十多位受访的短剧上中下游从业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共识是：短剧创造的是现在中国经济环境里最为稀缺的东西——就业机会。至于谁赚到了“大钱”、足以“发家致富”，多名从业者都表示并不知情。

对于剧本写作者来说，他们获得的资金非常固定。

杨开告诉BBC中文，一个剧本卖价在八千到两万之间不等，写完只需要八到十天，在这样的时间轴里，一个写手一个月可以产出两到三个剧本——在公司抽成之后，在杨开的公司里，最高产的那一位写手每个月能拿到两万元。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大陆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是高薪。

李卓琪对BBC中文表示，对于中游的制片部门来说，付款方式非常多元、变数很大。

从2022年至今，她经历了三种对制作组的付款方式。最早是一鎚子买卖，由短剧平台全款预付制作费，制作团队30多人赚的就是这个已经到账的固定金额。之后逐渐变成平台仅支付少量制作费，但允诺在片子上线之后进行分红，分红模式是“平台跑够了多少钱，平台赚回本了之后再在此基础上分账”。如今的更常见模式是平台不再给制作费，制作团队甚至需要自带剧本经历平台审核，由制作团队自己预付成本拍完上线，最终收益完全基于票房分红。

“其实就是平台越赚越多，制作团队的制作成本在被不断挤压。”李卓琪说。

从商业逻辑上看，这样的分账模式几乎完全是利好于平台方的。由于制作团队的资金几乎完全压在成本上，很容易就出现资金链断裂。刚入行不久时，李卓琪即经历过由于平台拒付分红导致制作团队直接濒临破产的险境。

“本来应该分账200多万，平台死活不付给我们钱，我们去讨债，最后只给了我们五万，算了五万就五万吧，我们当时确实就缺这五万块让公司跑起来，”李卓琪说。

“说白了，对于制作方来说挣的只是制作费，给我们制作也就留个10%到20%的利润，剩下的全部都归平台了，因为他们走充值的形式，和开会员一样没区别。”

大多数演员的情况并没有更好。在一些中国媒体的报道里，短剧演员被描述为“月入斗金”的超级职业，但李铭认为这些报道“几乎在拍脑门”。

由于短剧是竖屏形式，画面太小，一个画面没办法呈现太多内容，导演大多更关注演员表现而不是场景氛围。

李铭笑道，“当然了，现在那位‘短剧一哥’肯定赚到钱了，他日薪都五位数了，但人家的表演、技术和投入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但是除了他，这么多同行，我没见过一个靠做演员发财了的，只是饿不死。”

BBC无法独立获取所有中国短剧演员收入状况。但上述业内人士指出，演员的薪酬和他们是否出过爆款直接挂钩。

李卓琪说，她合作的演员里，最常见的情况是：前一个月，这位演员的日薪可能还在1200元人民币左右，期间这位演员出了一个“爆款剧”，于是日薪立刻涨到三千、甚至五千。但这也可能导致这些演员难以长期、稳定接到戏，因为制作团队难以负担这样的日薪；同时制作团队得重新寻找新演员，只是好在演员总是足够多，总有更新、更年轻的演员想要加入这个看起来蓬勃发展的行业。

整个行业更加核心的投流部门甚少出现在中国媒体视线里，但几乎所有短剧行业从业者都对BBC中文表示，一个短剧能不能卖爆，几乎一半要看投流。

网络时代的市场逻辑是：只要投放的量足够大，就有一定概率会吸引人买单。

从上游剧本走到中游制作团队，一个剧的成本到这里一般不会超过50万人民币，但对于投流团队来说，50万是他们第一轮投放“买流”的起步数：用50万买投放量，如果有1%的付费回报，也就是说这波投流产生了5000元的回报，就算开始回本，那么他们将开始第二轮投流：100万。

这是一场博弈，双倍累积的金钱去买观众覆盖率，赌观众会付费。期间现金流是制作团队笑称“从来没见过的富有”。

“投流的逻辑没道理的，你搏赢了就是赚了，输了就是血本无归。”高凯这样说。

家人“希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

即便持续爆火、甚至被称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少有的持续生长的朝阳产业，围绕短剧的迷思始终存在。尽管资金源源不断被投入这个市场，不断有新人被吸引进入这个行业，真个产业不断更新迭代规模堪称庞大，中国民众依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短剧：觉得这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产业。

李铭直言，家人对自己进入短剧行业这件事“不置可否”。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顾虑，一个古汉语文学的人去做短剧，名不正言不顺，说出去都不好听。现在家里人都不告知其他亲戚我在演短剧，只是说我在武汉的一家公司上班，”李铭说，“可能短剧太多了，他们也有暗暗祈祷、期望亲戚刷不到我演的东西吧。”

李铭说家人对于他把短剧作为新职业发展路径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主要是因为目前“没有别的稳定工作”。

“去做老师，一个月三千块，累死累活还没有未来。去做学术，一个月六百块补贴，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现在做短剧，虽然不好听，但一个月一万多加上分红提成，来未来两三年都有涨，很少有这种工作了。”李铭说。

李铭和其他一些受访者告诉BBC记者，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不少演员都曾是专业话剧演员，有的如今依然是。他们拍完短剧、拿到报酬，立刻回到那些观众寥寥的小剧场，从事那个在如今经济低迷的中国市场环境下更低迷的戏剧行业，把短剧赚来的钱贡献给他们热爱的戏剧行业，等钱花完了，又回到片场，继续拍摄那些看起来前后剧情没有逻辑的短剧。

梦想和现实的平衡亦是短剧从业者们在访谈中最常提起的话题，导演高凯是黑龙江人，曾在山西念书，毕业后加入一个官方电影制片厂，觉得体制内的创作干得实在不开心，“每天都是在开会”，于是离职，前往长沙加入了短剧行业。

“学这个的、喜欢拍摄的每一个人的梦想和愿望都是拍出好的片子，厉害的片子。但很少有人能实现，尤其是中国电影现在这么不景气，扯淡。但挣钱不磕碜，不磕碜。”高凯说。

“我们如今也就是拍摄间隙偶尔吐槽一下，说这剧情真弱智，算了吧拍就行了。”他笑说，作为导演，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部剧里都有一个看不起人的男二号，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婆婆，和一个欺软怕硬的男三四五六号角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动不动就互相扇巴掌”。但他明白，观众其实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这些其实没有逻辑的东西。

就像那些话剧演员一样，在短剧拍摄节奏之余，他会去接一些电影学院学生的拍摄作业，做做指导，一起创作。

“学生时代的创作很纯粹，”高凯说，“但是离开了校园，就有很多东西要考虑了。很多外行的老板想进短剧但是铩羽而归，因为这个市场不是说你花了20万去拍一部戏，发个抖+（在抖音上买流量）出去他就能赚到钱了，因为你要做平台，要做投流，没有这些东西，你的剧再好都没用。”

高凯甚至告诉BBC中文，他曾花40万粗制滥造了一个短剧，当时市场反应很好，几乎成了一个小爆款。第二年他多攒了一些钱，花80万把这个剧重新精致做了一遍，但赔得血本无归。

市场、数字、资金流、如何衡量艺术、如何折现，这些萦绕在影视从业者头上的问题在疫情过后中国相关行业的寒冬里再次被放大。

华谊兄弟和光线传媒董事长公开表示，公司将持续加大对微短剧的投入。

“周星驰和王晶都在拍短剧了，我们也没得选，”高凯说。

在传统影视从业者之外，短剧实际上在低迷的中国经济环境里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

杨开说，在他们公司，最常见的自荐剧本写手就是全职主妇和工地民工，他们的共性是中年危机，需要补贴，且没有很特别的专业技能，这也意味着将他们培养成一个职业写手、写出能卖能赚钱的剧本需要时间。

在中国，35岁一直被称为“被优化的边缘岁数”，这也导致中年再择业成了中国员工的痛处。

此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具有生命力、门槛看起来相对不高的产业——短剧，它成为了一些有中年危机的人转向的方向，和更年轻一代尝试在这片尚未收到严重监管产业里放手一搏。

“其实小说家很难干我们这一行，并不是你能写东西就能在短剧行业里受欢迎，不是这样的。”杨开本科期间学的是会计学，但毕业后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转去影视公司写剧本，写了半年也觉得市场不好，于是开始写杂剧，最终转向了短剧。

他说，在自己公司，每个月都有上百人投来简历、想要求一份工作，但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一两个。

现在，杨开的生活从半夜开始，打开文档一直写到早上八九点，然后才有别的生活部分。“现在大家都不希望被管理，不喜欢制度性的工作，我们相对比较自由，拿效率说事，能拿出稿子，你就能留下，能摸透网络小说逻辑的人更容易在短剧行业里发光。”

“说实话，就是钱难挣，恶心自己，成全他人。”高凯这样形容自己在短剧产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