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刚毕业时给他一笔买车的钱，这个决定她归功于赵老师，反复跟儿子强调是“赵老师说的”；儿子饭卡里的钱用不完，从单位带了红烧肉回家，她又转头跟老公灌输，“你看看这个这么肥的肉只有你吃，显然是特地给你带的。”

“撒谎和魔术一样，可以让人获得快感。”她在新出版的小说集《暗疾》中，借他人之口说出切身感悟，“我有的时候不想解释，解释太烦了，别人也未必理解。我未必全部实话实说，共赢才是目的。”

书中每个故事都围绕着不咸不淡的中年夫妻，看似平和的表象下全是疏离和猜忌。为了写这些故事，她常常去翻小红书的情感栏目，有时恨不得要跳进屏幕里。“有些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使用了她（情感栏目作者）的办法和思维之后，反而会把事情搞砸。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赌气，一时的输赢有那么重要吗？搞得自己心情很差。有时候，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你们怎么这么笨？遇到这个事情就不应该这么说、这么做。”

《暗疾》聚焦的是人精神上的困境，那些被生活或自己隐藏的痛。“中年女性可能会保守、内敛一点，觉得说出来丢人。可能会在小红书上匿名抱怨两句，但在实名制的生活中，大家都绷着。”

光看她的小说，可能会觉得作者也正经历婚姻中的暗淡和纠结，只能靠写作排解苦闷和灰心。不曾想背后竟是一个对婚姻如此“治理有方”的人，她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视角给文字赋予了一层冷静的叙事氛围，让这些围绕家庭的故事不至于陷入琐碎。“如果本人是有这样经历的人，可能语言没办法这么克制，会留恋于没必要的感情争斗。我不会，我觉得目标达到就可以了，我只是想把他们的这种困境写出来。”

比起她的上一本小说集《成人记》，《暗疾》的角色塑造没有那么离奇，情节也少了许多曲折，“我很不愿意让那些婚姻故事落入俗套，比如来个婚外情，而更愿意挖内心。现在的人，相互之间能掏心掏肺的越来越少，人是要伪装的、要拔高自己的，会有精神上的自我要求。我只能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写那些说不出口的、无法施展的欲望和无法完成的事情，在不断的矛盾和摩擦中的退让和调整，以及这个过程中那些不如意的难言之隐。”

她写那些中年女性心中“转着的念头”：“一闪而过，然后压下去，压到生活的水面以下，继续流淌。不是每一条奔涌的河流都要裸露。可能我们暗藏在底下奔涌了一会，又回来了。”

薛舒 图/受访者提供

你变成坏孩子了吗？

南方人物周刊：你经历过这种“念头转着”的阶段吗？

薛舒：那种念头我也有过，但也就一闪而过，写小说时会往深里再挖一挖。

《暗疾》第一篇中的男主人公，身边有一些女主人公并不认识的女同事。这其实是我老公的日常。他在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做科研，女生非常多。她们跟我关系非常好，我老公有糖尿病，去年心衰动手术、装支架，从头到尾都是她们帮忙打点的。那我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怎么认定一定不会有问题——或者说，会不会有问题？这些念头在我心里都短暂地转过。但我表现出来一定是无所谓的、不在乎的。谁会说我老公身边全是女同事，很危险。不会说的。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让这种念头一闪而过，而不是反复折磨。

薛舒：观察他，看他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长年生活在一起，你是了解他的，因此信任他。他的那些助理、年轻的女教授，跟我都在一个群里。他们有什么事情，老赵要配药了、受了老赵的气了，都会先跟我“告状”。这个要慢慢把控。我没有刻意介入，一开始他们同事吃饭，我全都拒绝。因为一去就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不想不修边幅地出现在他同事面前。烦不烦？累死了。我要保持一点神秘感。他们实验室的年会、生命科学学院的年会，想叫我去唱歌，我也不去。人得留一手，你让他满足了，接下来就没有神秘的东西了。他周围的环境对他的心理反馈也就没有了。我知道，那个神秘的东西一直在。

具体的事情，我不会去打听。我很幸运，遇上一个全心扑在学术上的人，他没有那份心思。还有，我老公不是帅哥，是个大胖子，安全得很。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办公室的人困惑时，你会充当情感导师吗？

薛舒：其实她们三十多岁，关注的可能不是出轨，矛盾点多数在两个人的平等关系上——做家务、带娃、做饭。很多人觉得做了家务就没地位了，像个女佣，那是因为没有别的在做的事情。所以我笔下的人物，纯家庭妇女一个也没有。哪怕最后那个是自由撰稿人，赚不到什么钱，但她在写作，她有自己热爱的东西。

我把家务全包了，我觉得有作为才有地位。家庭是家庭，挣钱是挣钱。挣钱有偶然性，我学文科，做的工作拿不了多少钱。他的时间成本比我贵。我花几个小时写作挣的钱，比不上他花几个小时写论文、搞科研的成果所获。我很务实。

南方人物周刊：你讲了你的想法，她们会愿意转变吗？

薛舒：我在办公室听着她们抱怨，然后自嘲——他挣的钱比我多，时间价格比我贵，所以我这么干。我不会讲道理。

我儿子现在30岁了，不肯谈恋爱。他说没时间，有个女朋友岂不是总要哄她。他说这话，我什么都不说。他的人生他自己决定。我得不断说服自己，因为他的人生真的是他自己的。硬要催婚，催成什么样？也许某一天他遇到了他爱的人，就愿意去“哄”人家了。我一直都是这样，不要求小孩必须做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课外班也不报？

薛舒：不报，但人家也不错呀，上的复旦。他初中时，有同学违反校纪校规，老师很生气，让每个同学抄好多遍校规。他就是不抄。我在老师面前道歉，回家一句指责都没有。我只是想知道原因，问他你为什么消极抵抗、不抄校规？他说，凭什么要求我抄？我又没违反。抄下来有用吗？抄下来了就不违反了吗？

我经常跟别人说，家里有这种小孩，你先想想自己的家庭环境，想想你的小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基因。你小时候没撒过谎？没跟老师顶过嘴？你变成坏孩子了吗？并没有。

很多家长憋不住，总说“我这是为你好”。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说过，我最讨厌爸爸妈妈跟小孩说“我为你好”，你难道会为我坏吗？你肯定是为我好。不用说这个话，你做的事情真的为我好了吗？达到好的效果了吗？

我对老公、儿子都是不说教、不直接提要求。直接说“你要怎么样”，显得非常没道理。我更注重的是体验、观察，我时刻关注细节，知道他们的动向、情绪状态。

电视剧《小欢喜》剧照

小时候不懂的事情，成了写作素材

南方人物周刊：你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来自你的家庭？

薛舒：我爸爸从小家里穷，跑到上海来工作。但在跟我妈妈、我外婆家所有亲人的相处上，他本事很大。最后，他成了“大姐夫”，我妈妈所有的弟弟妹妹，家里什么事情都找姐夫。他能屈能伸。他影响了我，我从小就是个特别会察言观色的小孩，一回家，看父母的脸色，就知道他们吵没吵架。

南方人物周刊：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在你从事写作后有增强吗？

薛舒：我觉得是反过来，是因为我关注到那些细节，才从事了这样的工作。

我小时候把家里的《红楼梦》翻烂了，家里还订《收获》和《萌芽》，那时候《萌芽》还是纯文学杂志。我不是一直都喜欢看书。30岁之前，我没把写作当追求，以前一直想当歌唱演员。我妈说我长得不好看，吃不了青春饭。后来，我做了中专老师，教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在这之前，只写过情书，压根没想过写小说。

有一个暑假，我看了《许三观卖血记》，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余华写的是海盐，一个海边小镇。我也是在海边小镇长大的，就是现在浦东机场那一带，离川沙很近。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爸妈工作调动，我们全家就不住那边了。那是我整整20年的青春。那个地方叫川沙县江镇——上海也有农村的，城市周边就是农村。我给小镇起了个名字叫刘湾，旁边有个镇叫施湾，是张闻天的故乡。那些小时候的故事，那些邻里关系、男男女女，我小小一个人，不懂，但都看在眼里，记到现在。

我空下来就开始写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结婚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写作。

南方人物周刊：第一篇作品（《记忆刘湾》，2002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发表后就辞职走上写作道路了吗？

薛舒：没有，写完这个后，我还在学校里当老师，我一个没有文学梦想的人，作品突然可以发表在《收获》这样最顶级的杂志上，刚开始还是很兴奋。问题是，接下来写的东西连连被退稿，大概经历了三五年的“抽屉期”。

我一直说我的写作要感谢网络。当时有BBS文学论坛，天涯、西陆什么的。我写了东西发在论坛上，后来成了某个文学版的版主。我给自己起了个特别浮夸的名字，叫露西宝贝。网友们都叫我宝贝宝贝，说“宝贝今天写了什么新东西”，这是让我持续写的一个动力。后来又正好碰上上海作协办青创班，每个礼拜去上一天课，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最后机缘巧合进了上海作协。

南方人物周刊：你成长经历中，对家庭和邻里关系的观察成了敲门砖。

薛舒：这个太重要了。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写作素材都是我小时候看到、听到的故事：邻里关系、我爸爸妈妈的相处。

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更紧密，隔壁夫妻吵架我能看得清清楚楚。一会儿飞出来一个篮子，一会儿飞出来一口锅。大人在讲话，我会耳朵竖起来听。说谁谁谁的小孩长得像另一家的谁谁谁，很多听来的故事，长大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小时候住平房、公房，镇上的人都有单位。夏天，把桌子搬出来吃饭，大家一起吃。偶尔我妈跟女邻居在开玩笑，我在旁边做作业，听得好笑。她俩也是同事，我跟那个阿姨的女儿又是同班同学。我们两个女生，有时在学校还闹矛盾。她气不过，就说“薛舒花头很大”。

上海话“花头大”就是滑头、擅长推卸责任。我妈妈说，我们薛舒很老实的，是不是有误会。后来我长大了，跟我妈坦白：老妈，我花头很大的，你不知道我吹过很多牛，很多事情我可能没有完全说实话。跟老师讲事情怎么发生的时候，在细节上我是有修改、雕琢的。是不是我小时候就显示出了一个小说家的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