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耳背，而且腰痛，坐两个小时，就得回硬板床上躺下休息。但已故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马悦然曾经却说曹乃谦“耳朵灵便”，因为他能敏锐地听到农民的生动语言，以及话外之音。

凭着这个本事，曹乃谦曾以黑马之姿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一位山西警察，一度成为最受瞩目的中国作家之一。马悦然曾多次公开说，中国有三个作家有希望获得诺奖，曹乃谦是其中一位。

“隐身”多年之后，曹乃谦今年低调地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长达70万字，900页。这次照例不谈诺奖，而是谈谈母亲，谈谈命运。

作家曹乃谦。本文图/受访者供图

“隐身”

在山西大同文瀛湖生态公园，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有一个老头儿在拉马头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作家。因为腰病不能出远门，如今曹乃谦的日常生活就是喝茶、下棋、拉琴，看国际新闻，关心中美关系和俄乌局势。与文学有关的工作，是给读者送上门来的书签名。

喧嚣早已远去。曾经几乎一夜之间，曹乃谦享誉全国。2007年，他在一年之内连出三本书：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以及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涵盖此前20年最重要的创作。

在年底各项好书评选中，这三本书频频入围各个“十大好书”榜单。仿佛横空出世，这个山西人一举跃入公众视野，有人称他“文坛黑马”，有人盛赞“文学鬼才”。这一年他已经58岁。

也是在那时，一个传言不胫而走：曹乃谦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三位作家之一，其余两位是莫言和李锐。说法来源于马悦然。在中国“诺奖情结”狂热的那些年，这个评价极为震动人心。

但聚光灯随后又暗了下来。在公众视野留下一个轮廓之后，曹乃谦又“隐身”了。实际上，是身体拖累了他。自从2004年起，他先是摘了胆囊，后又饱受脑血栓连番折磨，年年复发。他甚至具备了对付脑血栓的充分经验：舌头一僵硬，就赶紧躺下，等待一分钟后发作过去，如果半边身子逐渐都麻了，就得立刻去医院。

曹乃谦一直有个宏大的写作计划：长篇小说《母亲》。但身体状况不允许他长期伏案，再也无法完成长篇马拉松。于是他化整为零，一个个短篇写起来。2016年到2018年，这些短篇陆续整理成三本书：《流水四韵》《同声四调》和《清风三叹》。文章与书名一样整整齐齐，每本分数十题，写从他上学到母亲去世这半个世纪的故事。主角是自己，也是母亲。这三本书加起来，就是《母亲》。

他想再整理一遍，细细加工，但身体好转无望，一年不如一年。这几年又添了腰疼和头晕，便没再动手，三本书加上多年前的一个中篇，汇成108题，70万字。计划总算完成。

曹乃谦作品的体裁独特，或者说是自由。《流水四韵》《同声四调》和《清风三叹》三本书，以散文集的名义出版。汇总成一部时，却成了“长篇小说”。他常说，自己写的故事都是真事，但他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有些故事难免会而且是必须加入联想与虚构，甚至是大量的联想与虚构。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我不去想它了。”

2025年5月，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出版，书名已经不是《母亲》，改作《换梅》。

长篇小说《换梅》。

换梅

换梅是曹乃谦的母亲。但1949年曹乃谦刚出生时，换梅还是他家的邻居。

换梅没有孩子，丈夫在大同打游击。曹乃谦出生以后，她常去隔壁院看他，喜欢得不行。两家走动频繁，有时她甚至把小娃娃带回家，跟着自己睡，第二天再还回去。有一天她终于决定，这孩子不还了。

她做了充分的准备。她将一条被单改成吊床，系在驴肚子下，把7个月大的小曹乃谦搁在吊床里。她把军用水壶灌满米汤，揣上白面馍馍，带一把铁钎防身。就这样，她带着孩子走了两天一夜，到达大同。又寻找了两个多月，终于与丈夫重逢。这是真事，也是《换梅》颇具传奇色彩的开篇。

曹乃谦的亲生母亲在他一岁时已经去世，在那时，曹乃谦被换梅带走，就此在大同城里安家落户，算是“改命”，这很残酷，很难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状况。曹乃谦幼年时，又被带着回过老家，两家一直有联系。

曹乃谦从小身体不好，4岁才能下地走路，母亲换梅的照顾无微不至。换梅个性强悍，少女时代独自捅死过野狼。曹乃谦小时体弱，又在农村待过，常常受到欺凌，换梅挨个收拾。不讲理的女邻居骂小曹乃谦“小要饭鬼”，换梅上去就是两巴掌，端起垃圾盆、脏水泼在对方头上，邻居不久就搬走了。有大孩子总欺负曹乃谦，她一把揪住胸口，用力提起，扬言要扔到房顶上。甚至小学女老师也跟着学生一起喊曹乃谦“村猴”，换梅亲自到课堂上，将老师按在门上，逼得她当面跟曹乃谦道歉。

年届八旬，换梅得了“幻觉幻想病”，幻想中的画面，依然是曹乃谦被人活埋、被车撞死、被人殴打……终其一生，在她缺乏安全感的内心，曹乃谦都是那个在驴肚子下晃荡的柔弱婴儿。

母子相伴一生，感情极深。母亲暮年时，正是曹乃谦的创作高峰期，但他决定“先当孝子，后当作家”，停笔侍亲，直至母亲2002年去世。

“偷子”的身世，却并未对曹乃谦造成内心困扰。“半点也没有（困扰），也从来没有想过。”他截然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再说了，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由不得自己去想。”

母亲的这桩惊世之举，对曹乃谦最大的改变，是让他成为城里人。那年正值新中国成立，换梅的丈夫作为剿匪英雄，被调入大同市任职，全家在大同上了户口。虽然童年时他又回农村生活过几年，但后来得以在城里接受教育，初中就开始读外国文学，最后穿上警服，当了一辈子警察。

他一生感恩母亲，称她是自己的第一个贵人。

曹乃谦的文学编辑、评论家付如初曾说，曹乃谦有“母亲崇拜”。“面对这样敢爱敢恨，带着点乡野仗义的又无私对他的母亲，曹乃谦爱她，敬她，怕她，宠她，而最终，都是为了写她。”付如初在《文学“隐士”曹乃谦》中写道。

写母亲，成了曹乃谦的使命。

寓言

曹乃谦信命。

“如果母亲不把我带到大同，那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可是，她把我带到了大同，如果我不喜欢文艺，我就到不了文工团；如果我不到文工团，我就不会被打发到铁匠房；如果我不到铁匠房，就不会认识陈师傅，就不会当了警察；可我到了铁匠房，如果我不当警察，就不会被打发到北温窑村给知青带队，就不会有十二年以后想起写写那里，而有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我不想再往后推论了。我觉得是这众多的如果和偶然，归到了一个必然。”他用一个宿命论的推演，概述了自己的一生。

他觉得命里有三个贵人。第一个贵人是换梅，让他从村里到了大同，变成城里人。

第二个贵人是著名作家汪曾祺。1986年，曹乃谦因为和朋友的一个赌局——赌自己可以写出一本书——开始写小说。前两篇就在当地文学刊物《云冈》上发表了，第三篇《温家窑风景五题》准备投向《北京文学》，正巧《北京文学》创作班来大同开笔会，请来了老作家汪曾祺。汪曾祺当场看了稿子，脱口而出：“好！”他写了三千多字的评论，随小说一起发表。没过几年，汪曾祺推荐曹乃谦加入了中国作协，那时他才发表过十几个短篇小说。

他与第三个贵人马悦然的交往，在文学界最为知名。虽然顶着“诺奖评委钦点”的光环，但曹乃谦始终否认与马悦然谈论过诺奖。至今，他仍然这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和马悦然的交往中，从来没说过诺奖的事。”

20世纪90年代初，马悦然就从国内文学期刊上留意到曹乃谦，将他的小说译为瑞典文，带入国际文学界视野。马悦然翻译过沈从文、余华、苏童、残雪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的推荐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

晚年评论中国当代文学时，他经常提及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为曹乃谦的长篇小说作序，称曹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而另一个著名的乡巴佬，是沈从文。

说起中国作家中影响自己最深的，曹乃谦说，正是沈从文和汪曾祺。

初期，曹乃谦写世间残酷、惊骇的一面，笔法冷峻，近乎白描。更多的文学滋养来自西方文学，他笔下大量的留白，有海明威的味道。他也常常提及斯坦贝克和杰克·伦敦。评论家则常常从他的“温家窑故事”，联想起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小镇。他用最世界性的技法，写最中国性的故事。

他从不评判笔下的人物，也不刻意通过书写时代背景，为个体命运寻找社会病根。以至于他的故事往往是抽空时代布景的，仿如人类的普遍寓言。

汪曾祺一开始提醒过他，温家窑这样的故事，可以再写两年，再往后，就要换点别样的题材和写法。他提点后生，作家要学会转移“战场”，笔下的世界要宽广。

后来，批评声也有。有人认为他过于重复，有人直言“小气”。曹乃谦说，自己对这些评论并不太关注，他只是“蒙头”写自己知道的事。因为与主流文坛若即若离的身份，他不以名家自居，也坦言自己不懂理论。但凡在采访中遇到涉及文学观念的问题，他总是婉拒。

1991年，北京汪曾祺家中，曹乃谦（左)与汪曾祺合影。

活着

如果命运没把曹乃谦带去城市，他的人生会如何？后来，他亲眼见到了农村的面貌。

他最著名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温家窑的地方。地名人名皆为虚构，但故事是真实的。1974年，25岁的曹乃谦被派到大同北部的北温窑村，当了一年知青带队队长。温家窑的穷困突破了他的想象。农民家买不起炕席，只铺一张从矿上拾回的牛皮纸洋灰袋，全家人盖一张烂羊皮，大冬天光着脚底板。没钱娶媳妇，光棍遍地。

年轻光棍们有时在夜里“打平花”，就是搭伙打牙祭，各自带点莜面、麻油、山药蛋，饱餐一顿，吃完就一首接一首唱歌。苦闷无处抒发，都放在歌里。当地人爱唱一种叫“要饭调”的民歌，句句都是心事。唱得最动情的是二明，二明脑子不灵光，攒了一辈子钱，到死也没娶上媳妇。他唱过一句动人的歌：“白天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唱完沉默许久，狠狠摔门而去。

30年后，曹乃谦带着马悦然和陈文芬夫妇又回到北温窑。二明已过世一年，他们踏着月光来到二明坟前。马悦然让曹乃谦给二明唱首“要饭调”。“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刮起东风水流西，看着人家就想起了你。二明呀，二明呀，我的二明呀……”

歌声未绝，马悦然已低头垂泪。

一首首“要饭调”，深深打动了曹乃谦，他听出了雁北百姓的苦闷、欲望与深情。“这才知道，人间为什么会有歌。”一个遥远的中国台湾读者说得真切。这就是雁北的文学。

极端贫寒与匮乏之中，最缺的就是食和性。为了满足食和性的欲望，小说里温家窑村民无奈做出很多今天看来违背道德人伦的举动。但读了曹乃谦的小说，却很难做出污秽与背德的指责，只能深深同情，在极端匮乏的境遇中，人类是如此可怜。

在贫瘠的世界里，温家窑人有自己的解决之道，也有自己的道德观。

小说里，黑蛋为儿子娶媳妇，只花了一千块，价钱很低，只好答应独身的亲家每年把自己老婆带回去，“用”一个月。亲家骑着毛驴到了，妻子不想去，丈夫说：“那能行？中国人说话得算话。”柱柱家两个儿子等着娶媳妇，他的弟弟二柱也还没娶上，他们一商量，让柱柱媳妇轮流跟柱柱和二柱过，省下买媳妇的钱盖窑房。在温家窑，两个男人“共用”一个女人并不稀奇。这都是真实的故事。而在曹乃谦笔下，温家窑的女性又别具性格，令人佩服，她们往往富有正义感，是这个世界里真正的精神支柱。

文学评论家许子东有一个说法：曹乃谦故事里的人，认为这样的举动似乎“天经地义”。确实，他们以一种天经地义的姿态来对抗困境，那些行为看似反常，却十分自然。

“那时我没有想过‘人性’这样的问题，现在也不去想这样的问题。我只是把见到、听到、知道的一些事写了出来。”曹乃谦回忆，“故事里的人，没有比较，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生活境遇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往往都很自然地活着。”

“温家窑的人就这样被自己的观念钉死、封死在这一片苦寒的小小天地里，封了几千年，无法冲破，也不想冲破。”汪曾祺一语道破这个荒诞而真实的世界。

中国作协内部刊物《作家通讯》有次来信问他：在创作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他的答复是：“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样活着的。”

马悦然说，这就是曹乃谦的使命。

半生

写完温家窑的故事，曹乃谦转移战场，写母亲，也写自己的半生。

曹乃谦情感蓬勃，经常写得泪流满面。写《佛的孤独》时，他写到记忆中的慈法和尚上吊自杀，痛哭几次，写不下去。写温家窑的故事，想起二明那些曾经鲜活的苦命人，一次次泪湿稿纸。写《换梅》，想起母亲时更是常常心潮翻涌，号啕大哭，几次病倒住院，医生警告他，再这样写下去人会瘫痪。

到了《换梅》，原来不曾着墨的时代，也开始在笔下浮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国社会跌宕起伏的30年。“于静水深流之中，不动声色地状写时代样貌。”中国文学研究者陈文芬评价。

无论外界作何评价，《换梅》是曹乃谦一定要写给自己的一本书。“原想着，写完母亲写父亲，写山西应县下马峪村曹家的故事。”曹乃谦说起自己曾经有过的写作设想，“可惜，健康不允许。”

自从2017年写完《清风三叹》，也就是《换梅》的最后一部分，他便几近封笔。残损的身体不允许他静坐打字。亲友的婚丧嫁娶都是妻子出面，文学界的会议、活动更是一概婉拒。他已经远离文学界许久，乐于领受“文学隐士”的封号。

曹乃谦初入文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学界最热闹的时候。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一个个流派此起彼伏，扯起大旗，拉起队伍。但曹乃谦不属于任何流派，他单打独斗，被漏进文坛的缝隙。“但我没有这种势单力薄之感，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文学史的事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说现在连书都不看了。他一生钟爱《红楼梦》，每晚睡前会在手机上搜索《红楼梦》的各种讲评，看两个多小时。他对小戏骨版的《红楼梦》击节赞赏，一群十岁左右小孩演的剧，被认为是对87版《红楼梦》的“神还原”。

相比于作家、警察，“乡巴佬”才是他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很多年里，他始终保留着很多乡村生活的习惯。即使住在楼房，每当下大雨，他都会抬头看屋顶，怕漏水，怕冰雹砸坏庄稼。睡前铺床时，总是轻手轻脚，仿佛床头灯还是几十年前的蜡烛，怕被子掮起的风，会把灯吹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