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版图完整是国家强大繁荣的前提条件，地缘版图碎片化则是动荡衰败的主要祸根。中东伊斯兰世界就是典型的反面例证。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持续制造分裂，由此使中东地缘版图日趋碎片化，并成为世界上动荡最严重的地区。

有学者指出，帝国主义在中东推行碎片化政策，导致中东的诸多弱国不得不依靠核心国家确保自身安全。碎片化还导致原本统一的地区市场被分割，地区国家不得不向中心国家出口原料并进口制成品。这种依附性结构还使当地政治精英形成一种“受约束的共识”（constrained consensus）：他们在世界观上深受西方观念影响；在威胁认知上像核心国家一样害怕激进运动；在政治上，他们无条件支持核心国家，而丝毫不管当地民众的意愿。

中东和北非地区地图

缺乏核心国家使中东长期处于相互征伐和冲突状态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指出，文明集团往往要围绕一个核心国家，它能够行使维持秩序的功能，就像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一旦缺少核心国家，文明内部或文明间建立秩序，就变得更加棘手。核心国家解体一般意味着混乱和灾难。中东冲突不断，与该地区缺乏核心国家直接相关。

近现代之前，奥斯曼帝国就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并确保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该帝国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东部的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内部各民族、宗教一直保持高度和谐。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法以“委任统治”方式“肢解”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统一的宗教信仰，原本有可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最终却被分割成若干小国。

国家是一个自我生长的自组织，其一经建立，便自动将巩固、追求自身权力和国家私利列为首位，并开始依据领土概念进行统治，如统治生活在境内的居民、控制边界、建立官僚体制等。正如瑞典学者缪尔达尔所言：“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领土的神圣性也不总是为每条国界线两边的国家所接受。但是，每个新政府的第一反应，也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牢牢控制住留给它的领土。”

黎巴嫩历史学家凯马尔·萨利比也指出：“当有政治野心的人们开始为权力和地位，在各个国家中竞争时，并且当这些国家都各有自己的统治机构和行政管理的官僚组织时，那些把他们分开的边界线，尽管几乎没有一条是天然的或是历史的，却开始加固起来。”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使殖民统治时代的政治实体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些国家实力相当，由此形成“谁也吃不掉谁，谁也不服从谁”的复杂均势状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聚合场中的力量中心越少，极性越单一，聚合场的总能量越高；聚合场中力量中心越多，极性越复杂，聚合场的总能量越低。

说得通俗点，这就像俄国寓言故事《天鹅、大虾和梭子鱼》中所说的那样，三个动物共同拉车，但天鹅往上拉，梭子鱼往前拉，虾往后拉，因此车子一点没动。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且国家间政体、意识形态、外交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异甚大，导致各国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用一个声音说话”。

相反，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势不利于己，不约而同地采取“本国至上”和“相互制衡”的做法，由此导致地区内耗不断，安全困境日趋加剧。沙特害怕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在同属谢里夫家族的统治下实现联合。埃及一心想成为公认的领袖，充当小国间的仲裁者，因此与沙特联手阻止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

同时，叙利亚和伊拉克谁也不肯依附对方，叙利亚害怕伊拉克吞并它，于是依靠埃及甚至苏联来保护自己。黎巴嫩则害怕被叙利亚吞并。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后来变成叙利亚威胁约旦。这种“谁也不服谁”的无政府状态，迫使中东各国竞相提高军备水平。

据统计，中东国家国民收入的15％用于军购，其他发展中国家只有5％。中东北非地区只占世界人口的4.7％，但2007年军费开支占全球7.1％。1988—2005年间，中东军费开支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6.1％，而世界平均数字只有3.0％。

小国林立的地缘权力结构，阻碍了中东形成稳定的地区性政治单元，限制了通过分享与转让机制有效使用人力与物力资源。军费开支居高不下，极大影响了地区国家社会经济领域的投入比例。同时，不断出现的地区战争，给地区国家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例如，伊朗与伊拉克长达8年的战争使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有人估算，战争本身使伊朗消耗掉2000亿美元，《德黑兰日报》估算，战争期间外逃资金总计高达1200亿美元。1988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76年最高水平时的54％。

另有统计表明，伊朗损失了637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19年的石油收入；伊拉克损失了3760亿美元，相当于该国13年的石油收入；其他国家损失3260亿美元（1988年美元价格）。保守估计，两伊战争造成的总损失为14万亿美元（1988年美元价格）。

总之，缺乏地缘版图庞大的核心国家，导致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安全机制，中东国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部分国家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介入地区事务，从而使中东局势持续动荡。

伊朗纪念两伊战争爆发43周年阅兵式上展出“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 图源：Press TV

无力阻挡以色列在中东坐大，中东增添了永久性动荡因素

阿以冲突是中东地区历时最久的地区热点。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阿以之间多次爆发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以及2006年黎以冲突和2008年巴以冲突）。阿以冲突成为中东动荡不定的最大溃疡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最初起源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西方当初怂恿犹太人向中东移民，本来就有“掺沙子”、搞乱阿拉伯世界的用心。阿拉伯世界各国明明都看清了这点，但由于内部矛盾众多、各怀心思，在对付以色列问题上始终难以形成合力。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最为典型。

面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阿拉伯国家一方面将巴以冲突视为阿拉伯人的共同事业，因而有义务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战场上。它们既要防止建立犹太国家，也要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还要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注：20 世纪巴勒斯坦著名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

由此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离心离德、各行其是。叙利亚为求得更多武器而延误战机；埃及直到战前才临时决定参战；外约旦则一心想抢在埃及之前占领耶路撒冷，并尽可能多地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各怀鬼胎导致各国各行其是，“他们互不透露各自的计划，他们互不协作，只着眼于自己能控制的那部分地区”。

在战场上，阿拉伯军队之间也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拆台。例如，埃及担心阿卜杜拉在巴勒斯坦的胃口太大，竟然截获英国运给外约旦的武器弹药，结果造成阿拉伯军团被动。第二次开战后，当埃及军队处境危急时，阿拉伯盟国除了口头声援外，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外约旦甚至不屑答复。埃及不得不主动提出停战谈判，其他国家也相继与以色列停火，使这场战争最终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

正是由于众多阿拉伯国家各怀鬼胎，以色列才能够各个击破，并日渐“逃出生天”，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噩梦。一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事后感叹道：“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统一的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几个集团，而不是统一意志的民族整体。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督，尔虞我诈。”

2008年巴以冲突，一家巴勒斯坦人逃离被炸毁的家园图源：中新网

英国学者尤金·罗根也指出：“这些国家哪怕有起码的相互协调和提前规划、具备丝毫的互信和共同目标，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都可能占据上风。但恰恰相反，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与其说是与犹太国家作战，更多的是彼此为敌。”“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政治学中有个“猎鹿博弈”：几个猎人联手去围捕一只鹿，他们如齐心协力，抓住鹿的可能性很大。这时正好有只兔子从身边经过，其中任何一个猎人只要一转身就能抓到这只兔子，但鹿将乘机逃跑，其他猎人将一无所获。持续几十年的阿以冲突，实际就是典型的“猎鹿博弈”，即阿拉伯国家围猎以色列。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各行其是，将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埃及为收回西奈半岛，减少战争负担，率先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实际充当了独自抓野兔的猎人，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联合围堵功亏一篑。

以色列前总理本·古里安曾指出：“能保护以色列的不是原子弹，而是阿拉伯世界的四分五裂。”国防部前部长达扬说得更形象：“如果你从车上卸下一个轮子，车就开不走”，“如果埃及不介入冲突，仗就打不起来”。

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看似使埃及不费一枪一弹收回了西奈半岛。实际上，以色列的收益要大得多，因为再也不会发生所有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了。叙利亚和约旦对以色列而言根本不足为患。

事实表明，正是由于埃及率先倒戈，约旦于1994年与以色列建交。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突尼斯、阿曼、卡塔尔等国，也先后与以色列建立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昔日阿拉伯国家联手围堵以色列的局面不复存在。阿以冲突逐渐成了以色列与前线国家的冲突，再后来演变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乃至最终成了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巴勒斯坦人’逐渐成为故意跟以色列过不去，捣乱和平的恐怖分子的同义语。”（注：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没有了强大对手制约，以色列在中东的行为日趋肆无忌惮，成为阿拉伯国家安全的经常性威胁。

迄今为止，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地区战争和冲突（除两伊战争），都与以色列有关。但由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四分五裂，阿以冲突几乎成了以色列一边倒的屠杀。如2006年，以色列仅仅因真主党绑架几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伤亡；2008—2009年，以色列又因为哈马斯发射火箭弹，对加沙地区发动武力清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主要阿拉伯国家反击乏力，基本丧失了反击能力。

事实表明，阿拉伯国家各行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客观上帮助以色列站稳脚跟并日渐强大，又反过来威胁到阿拉伯世界的整体生存环境。

特拉维夫：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迫击炮图源：视觉中国

西方列强在中东武力干涉更加肆无忌惮

在地缘版图破碎化的背景下，中东各国均难以充当地缘政治博弈的棋手，由此使中东日渐沦为大国角逐的主战场。尼克松曾指出：“从来没有像波斯湾这样的地区，能对世界的命运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也从来没有像波斯湾地区那样脆弱的国家，那么容易被侵略势力攻入而受制于人。”

而中东各国为争夺地区主导权或实现自保，竞相从外部列强寻求军事和经济“外援”，弹丸小国更是离不开外部大国支持。中东内部分裂为外部列强乘虚而入并从中渔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20世纪30年代，沙特将石油特许权给了美国的康采恩，阿布扎比则给了英国石油公司。“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把大国英国和美国也卷了进来。华盛顿和伦敦都对各自的盟国负有义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希望将英军驱逐出中东，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等则欢迎英军。从1930年伊拉克独立以来，赛义德一直依赖英国的武器和指导来治理国家。他曾坦率地对埃及人说，要是没有英国帮助，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他反对纳赛尔将英军从阿拉伯世界全部赶走的想法。这样，纳赛尔前脚刚把西方列强从本国驱逐出去，伊拉克等所谓“温和国家”后脚便将其重新迎回来。面临“温和国家”和西方的联手围堵，纳赛尔只能“照方抓药”，转而与苏联越走越近。

阿拉伯世界内部分裂，还降低了大国在中东进行霸权角逐的门槛和成本。“中东在许多方面看来是前进道路上阻力最小的了。”冷战时期，美苏都将中东当作实现世界霸权的主战场，竞相扶植代理人，借制造危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美苏既可以利用中东紧张和混乱的机会，使中东国家牢牢地依附于它们，从而巩固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可以互相勾结，在必要时拿中东国家的利益做交易，避免因其直接对抗。”

冷战结束后，中东成为美国谋求霸权，构建“世界新秩序”的主要试验场。冷战结束至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共发动了5场地区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在伊斯兰世界，3次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有学者感叹：“核心国家的缺席造成中东地区的动乱，而动荡不定的局面与无能为力的状态，又为外来势力介入提供了借口和条件。”

眼见西方大国在中东横冲直撞，损害阿拉伯权益、地区稳定和国际道义，阿拉伯世界却有心无力，难以作出有力回击。萨义德指出：“美国政策一直对阿拉伯人民的热望表现出轻蔑与公开的敌意，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自纳赛尔逝世以来，阿拉伯统治者凡事有求必应，其中反抗者凤毛麟角。”

很多人认为，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任人欺凌，主要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团结”。殊不知，“不团结”并非阿拉伯人天性，而更多源于地缘版图碎片化导致的诉求各异和各行其是。

迄今为止，第三世界的其他两大地缘破碎地带———非洲和东南亚，已分别通过非盟和东盟地区性组织，很大程度上实现地区联合，而中东至今没有地区性政治经济组织，即使是囊括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阿盟，内部凝聚力也不断弱化，从而使阿拉伯世界始终难以摆脱动荡、孱弱的状态。

3月6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爆炸产生的浓烟 图源：新华社

最后要指出的是，凡事都有两面性。西方在中东制造地缘碎片化，反过来也使中东成为埋葬霸权野心的坟墓。中东地区国家林立，矛盾复杂，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一次战争恐慌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另一次战争恐慌，有着一种自我派生的作用，到头来可能自动发展成为真正的战争。”这些特性决定了中东政治生态十分脆弱。它就像一片沼泽，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杀机。

外国大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经常顾此失彼、两头为难。在中东地区，不管任何国家，都难以做到在支持另外一个行为体反对共同敌人的同时，不会威胁到与自己友好的第三方。在中东地区，为了确保已经建立的势力范围，必然要产生建立另一个势力范围的念头。这种无限扩张过程，只能徒然消耗乃至透支国力，使中东成为大国霸权的坟墓场。20世纪初期，老谋深算的英国为控制中东，基本采取“间接控制”的方法，尽量避免直接卷入地区事务，这种方式的代价要小得多。

二战后，苏联介入中东事务便面临巨大困境。起初，苏联因没有卷入中东事务而享有巨大威信，因为它表面上是一位公平的、似乎没有利害关系的、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旁观者，但其一旦卷进中东政治，就不再能讨好每一个人，无私的利他主义的气息也开始消失。苏联在中东取得立足点后，被保护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受到重大挫折，几乎都会当然地被解释为苏联的失败，并把苏联不愿帮助这些“进步国家”看作承认软弱的表现。苏联要想摆脱义务或减少损失十分困难，由此使其日渐陷入不能控制的危机之中。

美国并未认真汲取这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的历史教训。冷战结束后，美国挟唯一超级大国之余威，将中东作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切入点，并抛开英国在中东的有效统治经验，谋求彻底颠覆中东秩序。尤其是小布什政府在中东推行“民主改造”和“反恐战争”，由此设立了一个近乎无限的目标。此举明显超出美国国力极限，也低估了中东政治的复杂性和巨大反弹，美国由此元气大伤，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