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在2026年5月接替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H.Powell）执掌美联储？答案正戏剧性地聚焦于两位“凯文”的对决。

一位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EC）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A.Hassett）。这位“特朗普经济学”的核心设计师，曾以对激进降息的公开倡导和与特朗普的亲密联盟，看似稳操胜券。他在各大主流预测平台（如MacroMicro, PolyMarket, Kalshi等）胜率一度飙升至54%，呼应了特朗普那句毫不掩饰的要求：“美联储主席必须是在利率问题上同意我的人。”

资金根据政治风向的细微变化进行大规模头寸调整（Polymarket预测/图）

然而，市场的审判先于提名而降临。每当哈塞特胜率攀升，被视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便应声上涨，2025年12月中旬曾一度突破市场关键心理关口攀至4.20%以上，哈塞特不得不公开喊话称自己“不会屈从于政治压力降息”。美债以最真实的“用脚投票”行使否决权，警告政治忠诚的代价可能是美元信用的折损。这迫使局势逆转。特朗普随后改口称“我认为两个凯文都很棒”。另一位候选人——前美联储理事、深谙华尔街规则的凯文·沃什（Kevin M.Warsh）——提名概率随即以约47%实现反超。

截至12月底，主流预测平台数据显示，哈塞特与沃什的隐含胜率在35%至50%的狭窄区间内反复胶着，差距微乎其微。这场角逐，似乎演变为哈塞特所代表的“白宫可控性”与沃什所象征的“市场可信度”之间的直接较量。

但白宫的意志并非终点。依据美国相关法律，总统的提名人选必须获得参议院多数表决确认。多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已暗示，将严格审查候选人以维护美联储独立性的承诺。特朗普因此陷入一个关键的政治算术：是任命绝对忠诚的执行者，还是提名足以通过参议院审查并能稳定华尔街的市场可信人选？

毕竟，白宫渴求的长期低利率，恰恰需要一个独立且可信的美联储来实现。一旦市场确信央行决策沦为政治附庸，便会以更高的“风险溢价”作为惩罚，引致长期利率不降反升——政治诉求将遭到市场逻辑的讽刺性反噬。

哈塞特的比喻：“主教练与球员”

凯文·哈塞特的最大优势，来自与权力的零距离。

他并非在央行体系内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员，虽早年曾在美联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但主要履历是在智库与白宫之间往返，学术上师从阿兰·J·奥尔巴赫（Alan J. Auerbach，美国财政研究领域最顶尖学者

），主攻财税与财政议题，是一位深耕于政治与政策交汇地带的供给侧经济学家。作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他是总统“可随时调用”的经济大脑，是为“特朗普经济学”的每一个核心诉求——无论是大规模减税还是激进降息——提供理论武装的推销员。

美联储下届主席热门候选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视觉中国/图）

其思想底色早在互联网泡沫时代便已现端倪。1999年，与他人合著《道指36000点》。该书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宣称股市风险溢价被长期系统性高估，断言道指应高达36000点。虽然这一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市场的无情嘲讽，但其思想底色——即市场总是高估风险——贯穿职业生涯。

2025年，他将这一思想移植到争夺美联储主席的战场。作为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设计师，哈塞特宣称市场和美联储都高估了“通胀风险溢价”。他认为，通过大规模资本支出（Capex）和人工智能（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美国经济可以承受更低利率而不引发通胀。他的大胆主张甚至更进一步：公开建议将美联储实施了数十年的2%通胀目标下调至1%，试图在理论上为更宽松的货币环境扫清障碍。

为证明这一激进而富有诱惑力的说法“已成现实”，他在12月21日的“面对全国”（Face the Nation）节目中援引“过去三个月年化核心PCE通胀率”等高度波动、短期化的特定指标，证明核心通胀率实际已降至1.6%，低于美联储的目标。这一理论完全无视了当前2.7%的CPI实值，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为了迎合政治需求而进行的“数据采摘”（Cherry-picking）。

面对市场对其独立性的拷问，哈塞特在1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了一个令人玩味的比喻：“如果你得到了这份工作，你就是一名球员。假如主教练（总统）说‘听着，你必须往这边走’……你会告诉他‘不，教练，我不会那样做’吗？”

“主教练与球员”的比喻无疑令人印象深刻，它以一种过于直白的方式，触及了市场最深的恐惧：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是否正从“依赖数据”滑向“听命于人”。市场警惕的，正是一个中央银行的核心信誉——其政策是源于对经济现实的独立研判，还是为政治议程服务的合理化工具。当专业性被简化为对指令的执行艺术，美元信用的基石便已开始松动。

沃什：总统圈内的“鹰派人物”

与哈塞特提供的“总统定制方案”不同，沃什的优势在于他作为金融危机“亲历者”与“反思者”的双重身份。沃什拥有令市场信赖的履历和背景：哈佛法学博士、华尔街顶级投行经历，36岁时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2008年金融危机时深度参与设计并执行对AIG、贝尔斯登等机构的救助，管理当时急剧膨胀至数万亿美元的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正是这段亲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历，让他成为后危机时代对央行权力扩张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多次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演讲和专栏中警告，长期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峰值时超8.9万亿美元）和接近零利率，模糊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界限，制造了资产泡沫风险，并让美联储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政治与社会目标。

美联储下届主席热门候选人、前理事凯文·沃什（Kevin Warsh）（视觉中国/图）

他的政策主张因而带有强烈的“纠偏”与“收缩”色彩，可概括为“先修复框架，再调整利率”：即便经济需要降息刺激，也必须以加速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为先决条件，并推动剥离气候压力测试等“非核心职能”，力求使美联储回归控制通胀和维持金融稳定的传统法定职责。

表面上看，这样一位主张“缩表”和“规则优先”的鹰派人物，与特朗普政府“快速、灵活降息”的政治诉求存在直接冲突。然而，沃什展现出与纯粹学者不同的政治精明，他通过三张牌与特朗普建立了联结。

一是地缘政治牌。他公开主张将美元及金融体系作为“战略资产”，用于在贸易和科技竞争中制衡中国。这与“美国优先”的强硬外交路线形成共鸣。

二是AI通缩论。他近期撰文，将“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率提升”重新阐释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自然抑制通胀，为降息提供了看似中性、专业的经济学理由，为政治需求搭建了技术台阶。

三是圈层认同牌。其家族联姻（妻子为雅诗兰黛创始家族继承人）所带来的顶级社交资本，使他成为特朗普熟悉的圈内人，而非需要警惕的“外部专家”。这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可信度”。

在市场眼中，沃什是“风险可控的选项”。一方面，他曾参与拯救危机中的金融体系，被认为更可能珍视并修复它，而非将其作为政治工具彻底颠覆。另一方面，沃什更擅长利用复杂的政策规则（如缩表节奏、会议纪要措辞）来满足政治需求与市场基本信任之间的微妙平衡。包括财长贝森特在内的建制力量倾向于他，并非因为天真地认为他将无视白宫压力，而是深知，唯有沃什能在一定程度上配合财政部发债的同时，不彻底摧毁市场信心。毕竟，市场在意的并非美联储“是否降息”，而是美联储“能否让市场相信，降息仍是货币政策框架的一部分，而非政治目标的工具”。

谜底各有代价

特朗普提名美联储主席之后，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主导对候选人进行背景与立场的深入审查，并向参议院提交提名报告。经参议院简单多数表决通过后，方可获最终确认。总统正式签署任命后，提名正式生效。值得注意的制度细节是，根据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的规则，其投票成员由7名理事和5名地区联储银行代表组成。即便鲍威尔于2026年5月卸任主席，其理事身份也将持续至2028年1月31日，意味着这位在通胀问题上持谨慎中间立场的前主席，仍将以理事身份身处FOMC的核心投票结构之内，其政策影响力不会立刻归零。

鲍威尔卸任主席后将以理事身份留任FOMC至2028年

无论谁最终走进埃克尔斯大楼（Marriner Eccles Building）美联储主席办公室，推开的都将是一扇背后写着巨大代价的门。两位凯文将提供不同的代价支付方式。

若哈塞特上任，市场将预期美联储政策与美国政治周期更紧密地绑定。其主要政策方向将从“通胀与就业”切换为“增长与选情”。

可以预见的政策包括：一是快速的降息周期。利用“通胀已达目标”的论述，推动远超市场当前预期的降息速度与幅度。二是资产负债表的配合。显著放缓量化紧缩（QT）步伐，为财政部持续大规模发债（2025年美国财年赤字约1.775万亿美元）提供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三是放松金融监管。推动简化甚至取消后危机时代的部分监管规则。

这种路径的短期收益很直观：股市等风险资产或受提振，融资条件看似宽松，为2026年中期选举营造出“繁荣”的金融表象。但其代价是美联储的政策公信力。一旦市场确信央行的决策更多基于政治日程而非经济数据，将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补偿。这会导致长期利率（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甚至可能因期限溢价上升而抵消降息效果。最终结果将是：白宫得到了更低的短期政策利率，但企业、家庭和联邦政府却要承受更高的长期实际融资成本。

若沃什当选，将注定是“规则捍卫”与“政治需求”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沃什会推行一种“有条件的宽松”：降息会更为审慎，并可能坚持与“加速收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同步进行，以此宣示央行对纪律的坚持。他会试图剥离央行职能中气候评估等争议部分，以求在更窄的战线上捍卫专业性。

但这也正是其困境所在。他的“鹰派”底色和规则优先的主张，将与白宫对“快速行动”和“灵活变通”的渴求发生持续冲突。他的核心挑战是能否顶住压力，不让其主张的“规则”在一次次妥协中名存实亡。他的专业履历固然能为市场提供短暂的安抚，但这种“信誉抵押”能消耗多久，是个巨大的问号。

最终，无论谁坐在那把椅子上，都无法回避现实对政策空间的约束。一是高额债务的制约。面对38.35万亿美元的联邦总债务和每年超1.2万亿美元的利息支出，任何主席都无法忽视“财政主导”（即货币政策被迫协助财政融资）的幽灵。二是分裂的经济信号。当前4.6%的失业率与2.7%的通胀率发出矛盾信号，为不同政策解读提供了空间，也加剧了政治干预的压力。三是全球资本的审视。海外官方投资者持有近3.9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月度国际资本数据报告），其信心基石正是美联储的独立性。这种信任是慢变量，但一旦开始衰减，将以资本流动和长期利率上升的方式反噬美国经济。

华尔街：要低利率，更要美元根基

华盛顿的政治博弈尚在进行时，真正的压力测试已在华尔街和全球资本的配置决策中提前展开。市场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低利率环境天然利好投行交易、资产管理和风险资产价格，科技股的拥趸乐见宽松。然而，维持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信用基石，是这一切繁荣更为根本的前提。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es Dimon）近期在公开场合警示，央行政治化的历史教训“往往以糟糕的经济结局收场”。这一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对美联储独立性受损的深度忧虑。

CNBC（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一项在华尔街开展的民调显示，当被问及总统“应当”提名谁时，沃什的支持率高居第一，而哈塞特仅列第四。投资者担心的并非短期通胀失控，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联储的政策框架若被视为服务于政治需求而非经济数据，其决策将失去“锚点”，长期美元的信用将被系统性重估。对此，瑞银（UBS）等机构已付诸行动，在其策略中增持贵金属等资产，作为对冲美联储公信力潜在恶化的“保险”。

如果说华尔街的言论尚有保留，那么掌管全球数万亿美元资产的债券市场，则用最冰冷的价格行使着否决权。每当哈塞特胜率走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便承受上行压力。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防御。全球最大固定收益管理机构之一PGIM的首席投资官格雷戈里·彼得斯（Gregory E. Peters）指出，市场在为哈塞特征收“独立性风险溢价”。12月16日，当白宫传出将进行更多轮次面试的消息后，沃什在预测市场中的胜率应声飙升，相关合约单日交易量激增（据记录超过4万份），显示出机构资金正根据政治风向的细微变化进行大规模头寸调整。

法律程序上的提名与听证尚需时日，但市场的“听证会”早已开庭。这场角逐的深远之处在于，它迫使全球资本重新计算一个根本变量：为美联储的独立性定价。无论谁最终入主，一个新时代已然开启——在这个时代，央行信誉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公共品，而是一种需要每日在市场中重新验证，且明码标价的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