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在宜都

姚鄂梅是湖北宜都人，她在这座江边的小城写作，即使现在定居上海，她依然在写乡土和城市之间的故事。90年代，女性写作更多聚焦在城市先锋女性的视角，姚鄂梅少见地总是写县城里的普通女人，机关单位的中年女人，纺织厂的女工，县医院的护工，南方打工回来的大龄女青年。她喜欢从家庭内部写起，揭开平静的生活下涌动的暗流：情人躲在房间，妻子被牺牲，陷入婚恋困境的男人，一个入赘进小超市，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北京文学》主编师力斌说她“顺着人性这根藤蔓，将悲惨命运一捋到底，将现实的严酷呈现到不近人情的地步。”

宜都老城紧邻清江

姚鄂梅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几乎都在宜都

父母相继去世，老家房子卖掉以后，姚鄂梅很少回宜都，回去也是住酒店。在宜都，我们重走小说中的地点，看到作家身上也携带着一个县城女性人生的蛛丝马迹。不知不觉地离开家，再用半生回望。“终生都在逃离，又让我们归心似箭”。

自述：姚鄂梅

撰文：洪冰蟾

如果没有写作的话，我肯定就在县城一辈子。宜都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十几年后我慢慢地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不是一次计划当中的迁移，是不知不觉跟这块地方走散了。走散之后，对宜都的回望几乎是我这半生最主要的工作。

宜都是湖北宜昌的地级市。以前县城真的非常破，90年代初外面招商引资来很多工厂，织布厂、纺织厂、服装厂都有，轻工业比较发达，我印象里就是整天在修路。到了90年代末，工厂纷纷出现经营上的问题，破产兼并或者国企改制。工人们下岗后，有的彻底转行，有的南下，去南方的制衣纺织厂。

90年代的老厂多数消失，高层楼盘拔地而起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我高考的时候不幸胆囊炎急性发作，剧烈的胃疼，吐得很厉害，没考上大学，好歹考上一个省中专。中专两年，我一直在那种沮丧的氛围当中，这也导致我发疯一样，把图书馆里面能找到的文学作品都读完了。

人一旦走上了一种旅程，好像就不太容易停下来。我学的是财务，毕业后第一年分到县里的一个机关，又在一个工厂几年，然后调到银行。

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开始认真写小说，二十八九岁。我有几个死党朋友，他们后来都结婚了，我一直单身，就到他们家蹭饭，到现在联系依然很紧密。我经常想，如果像他们那样很早就开始家庭生活，很早就承担重大的责任，很早失去大片的多余的时间，我可能不会开始文学创作。

姚鄂梅写宜都的风：再没有比峡口更饱经风吹的城市了，祖祖辈辈的峡口人，额顶都长着反旋，那是被风吹的，峡口人眼睛都小，那是因为行走在风中必须眯着眼睛，峡口人多瘦削，风一刻不停地吹，刮走了他们身上的水分，风干了他们的体脂。

宜都虽然很小，离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挺远的，但我们当时生活得很沸腾，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渐渐发现熟悉的地方有很多可挖掘的东西，可以说是从县城的生活当中诞生的文学启蒙。虽然小说里的地名都是虚构的，我生怕周围的人发现我在写我们。

我不可能写一个身在省会或者大城市的人，当时没有那种经历。虽然现在住在上海，但还是没写上海，我没法正面直视它。我不了解上海土著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总觉得他们的人生规划和我们不一样。小城人有小城人的生存法则，上海人有上海人的生存法则，他们都运行得很平稳。

我也不能把它设置在乡村，我依稀还有一些在乡下的童年记忆，但记忆中集体生活的乡村与现实的乡村已截然不同。所以我的回忆只能是从县城开始。

姚鄂梅小说里，老城的无名弄堂藏着隐秘情事：冯医生每周一到周四之间在这里消磨一两个晚上，但从不在这里过夜，走之前，趁她不注意，他会往她写字台的抽屉里放一小沓钱……尤其是结婚以后，他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而离婚，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很失望地告诉过他，不管跟谁结婚，到头来都是一样的。

比如我有一个中篇《背风处》，讲的一个在小城里算上层的家庭，女主人因为生病切除了子宫，出于某种担忧，她就暗地里给她老公找个情人，给他们制造邂逅，但又不能让老公和情人发现是她在掌控这一切。

你知道宜都的八卦遍及全城。前两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条街走下来就可以听完了。在大城市上班，大家可能避免谈到生活，县城不一样，人们一旦有空就说几句话，在工作中不自觉地把生活的痕迹带进来，婚恋故事那是最感兴趣的一种。今天听到某件情事还只有隐隐约约的线索，没隔几天就看到街上有人因为婚外情打架，一个女人扯下另一个女人的头发。很狗血，又很真实。在上海我比较少听到，大家也不谈这个问题，会理智优雅地解决，在小城就会更直白一些。

长江和清江交汇口

宜都是江边的城市，有两条江环绕，一条是长江，另外一条就是长江的支流清江。两条江交汇的地方有一座清江桥，我在小说里常常写这个地方，以前我每周都会去那里。

江边的风很大，桥头有一片芦苇地，我认为是宜都风景最美的地方，可是太多不幸的故事发生在这里。这个桥几乎每年都有人跳下来，那片芦苇地里有人割腕，多半是年轻人，总是发生在夏天。

曾经我的朋友，他们刚结婚不久，女孩的丈夫当着她面从桥上跳下来。我后来想，是不是夏天水位涨得比较高，江面扩大，波光粼粼，有非同寻常的邪恶的吸引力。一个人要是一声不吭在桥上站很久的话，真的可能会产生一种冲动。

太多熟悉的人死在水边，我解不开这个谜，我找不到里面是什么原因。

我写的人物大多是小人物，他们从家里出去，工作，学习，玩耍，天黑之前，必定会回到家里来，就算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怀着挣脱的心跑出去的，到了外面，还是会放不下那个家。

世上发生的任何事，归根结底，都是某个家里的孩子做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算是家庭生活。

姚鄂梅常写普通家庭的动荡：在我们的传统里，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努力，似乎都是为了把本来已经根基深厚的生活打造得更加枝繁叶茂，坚不可摧，而不是把本来还算过得去的生活，亲手掀个底朝天……人真的是需要有家有室的动物，没有这些，太容易枯萎。

我常觉得有些家庭氛围，轻而易举地伤害了某个成员，但没人意识到。以母亲为例，她很能承担一些事情，但我们在掠夺她万能的本领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其实她需要呵护。一个母亲在壮年的时候，被拿来割肉，拿来牺牲，等她去世了再来赞美她，这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最新的长篇小说《海燕》写的是一个木讷的小镇女孩，她想考北大可是落榜，在中专过着郁郁不得志的生活，怀孕的时候还拿自己的工资供养去北大读研的丈夫，她在银行工作，但不擅长社交生活，在人际关系里轻微地被排斥。

她总是抓不住机会，并不是不努力。她的哥哥太优秀了，他是全家瞩目的对象，所有的资源都偏向他，导致海燕有点被忽视，个性各方面受到压抑。

左起：姚鄂梅二哥、大哥、大嫂

我这个年代的家庭，我们的父辈通常不止一个孩子，多个孩子的生长，有点像丛林法则，之间有无声的较量。父母说起来是一碗水端平，实际上不可能的，总有一些人得到过多的关注，一些人牺牲得心甘情愿。

在我父亲统治这个家庭的时候，他的规划里没有为女孩子安排什么，对哥哥的要求会不一样，他有时候会下达一个指令，你们要做到什么样才可以。至于我，他会觉得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做到什么程度无所谓。

大哥在77年第一届恢复高考就考上大学，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带来了轰动效应。我也很想上大学，本来可以去复读的，父母觉得算了，他们没有丝毫不满足，不管考的是大学还是中专，还是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管。

姚鄂梅写江边发生的死亡：第一次看到那个把女朋友抱起来扔到江里去的新闻时，我们全都很淡定，这么荒唐的事绝对不是我们家子辰干得出来的，据说现在叫子辰的人全国有三千多个。我和姐姐还专门在电话中感叹过，别说是两个恋爱中的人，就算是自己家的布偶女孩，也不能够啊。

曾经有人跟我说，你都写一些无用的男人，受伤的女性。我承认写了一些女性，未婚的已婚的，年轻的年老的，或多或少受了来历不明的伤。

1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让我去喊爸爸回来吃饭，我只要站在门口叫一声，就可以把他叫答应了，可我突然喊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

我当时非常恐惧，怎么会这样？最后我只能走到他身边，跟他说吃饭了。至今也难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几年，我不能叫他爸爸，也不能跟他靠得太近。

也许我至今都没有跨越此种障碍，导致写作时会不自觉地回避男性。这可能是我个人的缺陷。

当我母亲还在生病的时候，我爸就会跟孩子们说，如果她去世了，我肯定要再婚的。当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曾经以为父母都去世以后，我会不停地怀念我妈。但实际上相反，我的父亲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很多都是负面影响，但我对他想的最多。

废弃的国营光学仪器厂238厂，三线厂成为县城的历史痕迹

刚刚开始写作，曾经有半熟不熟的人非常友好地形容我，她就是个疯子。很早我就被归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

有一阵子我跑步，当时只有体育老师或资深的体育爱好者才在县城里跑步。我当时感到很困惑，为什么男人们可以走上街头去跑步，女人就特别少，而且还会遇到骚扰。

我当时是资深大龄未婚青年，这点很受关注。在这么小的地方，其实没有人可以吸引你，可以让你觉得应该在感情上正视他接纳他，我找不到这样的人。

其实是文学给我底气，他们这样看我的时候，我越发觉得应该坚持下去，以这种坚持作为回击。

另一方面也是二十八九岁那年，我母亲去世，家里再没有人催婚。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于写作，不去关心其他，慢慢尝到甜头，编辑觉得我写的还可以，我越写越带劲。

这真是非常耗时间的工作，那时我通常在晚上写作，十个夜晚有九个夜晚平平无奇，偶有突破，又转瞬即逝。

后来我在南京生活过几年，因为婚姻的关系。后来参加了上海作协和上海社科院举办的当代文学研究生班，然后到上海的杂志社做编辑。

40岁出头，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成为职业作家，文学渐渐在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不想再用别的事情来浪费时间了。之前总是有点拉锯，主业是照顾家庭，副业是写作。

我现在是一个人的状态，女儿今年读大一，住在学校里。我比较认可的状态是有过婚姻，有过孩子，我很享受这种生活，我把该做的项目都做完了。

我全部的生活只围绕写作，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做别的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还是这个。用一句俗话说，现在大白天也可以做业余的时间才能做的事情了。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宜都下面的村子，14岁我父亲卖掉祖宅，一家人离开那个地方，就再也没回去住过。

我们常说的故乡，在我看来仅仅是童年的记忆。往外望去两边是连绵的群山，中间是很长一溜的稻田，有人在里面劳动，真是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

和二哥回到出生的村子，远处是卖掉的祖宅。姚家四兄妹居住在不同的城市，村里的人大多不认识他们

后来不知道是我在外面见的多了，还是农村的确发生很多变化。我长大一点再回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安静，动物的声音和孩子的声音都很少，一切都瘦了，山也瘦，水也瘦，路也瘦。

像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父母，他们站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种位置几乎决定了我们以后的想法，导致我们那批人几乎换了一个家园。

我的朋友都是像我这样的经历，大家出身相同，走的人生路径差不多。读完书，在县城工作，有的到现在也还在这里。那些出生在县城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慢慢走向更远的地方。我们挪到县城的时候，他们挪到了省城和北上广深，好像是一个有规律的挪移。

我基本上三年回来宜都一次，前几年隔的时间更长。回来也是住宾馆，我没有家了。什么叫家？有父母在。父母都不在，我可以去哥哥家，但是跟有父母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和哥哥们的感情非常深，他们很宠我，但我仍然觉得这种感情深并不是生活上的，不是你到我家里来睡我的床，吃我的饭。我喜欢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亲密相处。

对于上海的文学圈，我是一个外来者，这我能感觉到。我也没想刻意去跟什么地方什么人融合。融合是一个没必要的姿态，融合不能带来文学上的什么突破。

身边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有在思考在哪里怎么养老。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些老人，身边没有子女整天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当他觉得很衰弱的时候，就躺在家里，某一天家人撩开蚊帐发现已经走了，我觉得这种状态就很好。一个人安静地死去，这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这叫善终。

有人说你老了会不会回到故乡来？曾经这个想法诱惑过我，但是我觉得不现实。即使有非常亲密的同学和家人，经过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一些深层的关系，可能需要重建，路就是这样的，走出去了基本上就不会再回头，回头就不是原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