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巨大的冒险”：40岁单身女子，出国借精生子
这一年，卢杨40岁。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妈总认为我不但能找到结婚对象，而且还能找个有实力的。当我到了四十岁，她也明白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作为一名生长在国内一线城市、留学归来的理科硕士，卢杨曾梦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做出那种“可以贯穿人类历史”的科学突破。可梦想就像望远镜里的星辰，看得见，却难以触碰。她渐渐看清自己“水平有限”，与真正的天才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距离。
回国后，卢杨做过初中物理教辅材料的编辑，后来从事国际学科教培。随着年龄增长，体力和记忆力慢慢减退，卢杨对曾经的梦想“没有爱，也没有心气”了。
她一直想要个孩子，在她看来，比起渐行渐远的学术理想，培育一个生命是一件更有价值、意义更持久的事。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卢杨陆续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全都无果。偶然间，她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分享单身女生出国辅助生殖的经历，动了心。又等了六年，直到获得父母默许，再加上一年多辅助生殖的奔波努力，卢杨在2025年迎来了女儿——一个有着白皙皮肤、栗色头发、棕色瞳孔的混血“洋娃娃”。
据生殖医学领域的相关统计，我国每年通过辅助生殖诞生的婴儿超过 30 万，占全国新生儿总量的3%至3.5%（2023年的数据）。
《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权利，多地也已取消生育登记必须查验结婚证的要求。但依据国家卫健委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国内正规医疗机构禁止为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吉林省地方性条例（《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曾作出特别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该条例打开了政策的口子，但受国家层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限制，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际上不能为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因此该条例在实践中也无法落地。
2026年1月9日，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一名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的女子在一家辅助生殖的诊所里接受超声检查（图：视觉中国）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的考量主要有：贸然放开辅助生殖技术会带来复杂的伦理挑战；不应人为制造缺失一方家长的家庭结构；单身养育的经济和照料压力等。
北京家圆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副院长廖希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跨国寻求辅助生殖助孕存在诸多风险：首先是医疗风险。促排卵、取卵是有创医疗操作，存在卵巢过度刺激、感染、出血等风险。境外机构医疗水平良莠不齐，缺乏统一的质控标准；其次是维权风险。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跨国维权的成本极高、难度极大。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法律与生活风险。境外冻卵后续的卵子保管、跨国调用、未来亲子关系认定、子女身份相关的一系列后续问题，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在做决定时，往往没有预判到这些长远代价。
对女性而言，单身生育不只是一个医疗选择，更要面对法律和维权风险、经济压力、精力消耗，以及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做跨国辅助生殖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最坏的结果就是花了一大笔钱，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尤其对我这种家境不算宽裕的人来说，更像是一场赌博。
我早些年就知道这条路，但四十岁才去做。中间一边相亲，一边等着父母松口。当他们不再强烈反对，我立刻联系了B国的辅助生殖诊所。结合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首诊评估给出的结论是：成功率不高。
我还是决定一试。
我收拾行李，独自前往B国。从留学时期开始，我基本都是独来独往，很少感到孤独，或者说早已习惯了一个人。我在诊所附近订了一家性价比高的旅馆，可最意外、也最灾难的事发生了：抵达的第三天，我突然昏迷不醒，不吃不喝，昏睡了17个小时。大概率是病毒感染，浑身无力。醒来后，我仍然后怕，如果就这么一直晕过去，很难被发现，幸亏我的身体还行，清醒后就感觉好多了。
当身体出问题时，我就会忍不住想，身边要是有个人就好了。可只要身体状态稳定，又恨不得永远一个人待着。
我更担心这场突如其来的病会不会影响卵子的质量，于是咨询了医生，对方答复应该没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取消这个周期，否则时间和金钱的损失都太大了。
挑选精子捐献者时，我优先看重外表，不需要很帅但要能弥补我的短板：我中等身材，还有腺样体面容。筛选时，我先把身高拉到1.80米以上，优先选择那种鞋拔子脸。我们这类人都在乎外貌，如果什么样的人都能接受，也不会一直结不了婚。
最终我得到了两个过筛的囊胚（培养5-6天的胚胎，可植入子宫孕育），等于手握两次成为母亲的机会。但第一次移植失败了，这对我打击很大，因为那是评分最高的一枚。我不想拖延太久，两个月后，我决定进行第二次移植。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差，顶着“这次不能再失败”的压力。
我是个很少内耗的人，但就算抛开所有的现实焦虑，依然会有死亡焦虑。而生殖本身就是生命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另外，家里没有个孩子，三口人慢慢老去，吃得越来越清淡，气氛也越来越沉闷，有一种大家都在等死的感觉。这也是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的原因之一。
再次前往B国。因为短期内有多次入境记录，过海关时我心里十分忐忑，但为了保证信息前后一致，我决定如实回答。
海关工作人员是一名年长的男性，听完我的情况，他告诉我，他认识年纪最大的产妇是44岁，“所以，你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你要相信孩子会来的。”
电影《一个奇迹的诞生》剧照，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乔伊·布朗诞生
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告诉他，我不会在B国生产，只是借用这里的医疗服务。他选择了相信我。事实本就如此，我没有在国外定居的打算，也绝不愿辜负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这次，我成功了。
整个孕期和生产过程都非常顺利，我甚至没有孕吐。只是到了孕晚期，血糖有点高，睡觉的时候肋骨疼。
产后还没出月子，我就得了非哺乳期乳腺炎，可能跟自身免疫功能有关。我先后住院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乳腺里的坏死组织。术后要服用大剂量激素和消炎药，也因此落下一堆后遗症：“三高”、耳石症、手脚关节持续疼痛……很长一段时间，我连迈上一级台阶都十分吃力。
这场病带给我的身心伤害，比生孩子本身大多了。折腾半天，我的孩子只吃到21天母乳。损失与获得相比，就是九牛一毛。
辅助生殖这件事，越早做成功率越高。但这里有个悖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和机会；等到意识到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时，往往年纪也不小了，生殖能力下降，成功率也会大打折扣。
女儿一岁的时候，我们经常带她去附近的商场玩。有一天，一位老太太问我妈，你家这孩子是不是做试管生的？她说她女儿曾经也想去做，但被她拦下了。她看见我家孩子活蹦乱跳的样子，心里很后悔。可她女儿已经45岁，很多事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就隐隐感觉到自己在婚姻方面没什么戏了。我最大的缺点可能是看起来不像人们期待的那种“媳妇”——长得好看，性格温柔，最好还能包揽家务，这些我都不擅长。那些年，我陆续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大多是亲戚介绍的。
有初中没毕业、家里有三四套房的，一见面就跟我吐槽国内的教育制度。我当时心想：就算教育制度再多问题，也不至于初中毕不了业。还有人知道我是“海归”，盼着我能带他出国，之后由我打工，他在家负责“理财”。
见得越多，我对异性越有种“生殖隔离感”。
最后一次相亲失败时，我已经39岁了。对方长相不错，学历不高，但家里有高学历的兄弟姐妹，证明基因底子不差。我当时想着，只要没有根本性矛盾，可以试着相处看看。但对方觉得我们差距太大，没有共同语言。
年纪越大，我心里越清楚：很难遇到更好的人选了。我有个表妹，才三十岁，别人就开始给她介绍五十岁的丧偶男士。不过这个表妹后来也结婚了，家里亲戚的孩子也陆续成家。那段时间我感觉，全世界好像就剩我一个还单着。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有一阵子，我甚至想过去约炮，但又担心卫生和疾病风险。相比之下，精子库至少经过筛查，有相对完整的资料。
单身生育的最大缺点就是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尤其当孩子生重病的时候。比如遇到罕见病或重症、需要亲缘亲属捐献骨髓的情况，单身生育家庭势必会更难。我生孩子时特意留存了脐带血，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虽然我对这项技术本身持保留态度，但只要能增加哪怕一点点保障，就值得去做。
产后雌激素下降那段时间，我常常做噩梦：一片漆黑中，肩膀传来剧烈的痛感，一个面目狰狞的孩子正在咬我。这可能跟潜意识里的育儿压力有关。
单身生育的一个现实难题就是一个人挣钱，肯定没有两个人挣得多。但只要节俭，日子总能过下去。我对物质要求不高，生活标准压一些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