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贺一

编辑 | 阿树

在不同国家，一个捐精者可孕育的后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也有各自的风险监控体系。但当精子开始跨国流通，事情就麻烦起来了，尤其是当这些精子还携带了某些未被识别的风险。

代号Donor7069的捐精者来自丹麦。十多年里，他通过了欧洲精子库（European Sperm Bank，ESB）的筛查要求，其精子被输送至14个国家、67家诊所，已确认的生物学后代至少有197人。

直到最近一项联合调查发表，人们才发现他携带着一种在常规检测中无法识别的遗传突变，会显著提高后代罹患癌症的风险，高达90%。目前，有些孩子已经被诊断出患癌，少数已经去世。

这并非筛查疏漏，而是一种在现有条件下无法提前识别、只能在后代患病后才浮现的遗传风险。真正暴露问题的，并非突变本身，而是一个人为什么能在没有任何预警机制的情况下，成为近两百个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ESB将代号为Donor7069捐精者的精子出口到了14个国家、67家诊所/图源：德国之声

一方面，在现行的跨国精子库体系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国际上限，来限制一名捐精者的精子可以被分发到多少国家、多少家庭，也缺乏对捐精者后代数量的长期追踪。

与此同时，当精子跨越国界流通，这些信息往往是零碎且分散的。Donor7069精子存在的问题，是直到有医生在临床上陆续发现，一些并不相干的孩子携带着同样罕见的致病突变，进行上报后，欧洲精子库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Donor7069的精子样本才被终止使用。

在今天，随着选择捐精生育的单身女性和同性伴侣不断增加，跨国精子库的使用规模持续扩大，与之相伴的风险也在不断累积。

特别是当同一份遗传来源被反复使用、跨越国界时，问题的性质开始改变。

01优质精子选他，并不奇怪。

在欧洲精子库（ESB）的档案中，Donor7069化名“Kjeld”，来自丹麦，出生于1980年代。档案显示，他身体健康，已通过精子库要求的医学与遗传筛查。在外貌与背景标签上，他符合许多使用者常见的筛选条件：白种人，北欧外貌特征，身材高大，受过良好教育。

他的捐精行为高度稳定。记录显示，从学生时期开始，他几乎每隔两周就会前来捐精，这种规律持续了多年，直到2022年才结束。

捐精者通过代号或其个人资料上的化名来识别，对真实身份保持匿名/图源：德国之声

在丹麦，这样的捐精者并非个例。作为当今全球最主要的精子出口国之一，丹麦聚集着多家大型跨国精子库，向欧洲乃至世界各地提供捐精样本。在这里，捐精并未被视为高度私密或禁忌的行为，而是一种相对去污名化、制度化的选择。

与此同时，丹麦精子在市场上还被赋予了一层额外的“安心感”。精子库Cryos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曾提到，当前捐精生育的主要需求来自30多岁的单身、高学历女性。在这种生育情境下，许多使用者会格外在意，孩子是否“看起来像自己”。

他解释说，丹麦人常被联想到的蓝眼睛、金发等特征，在遗传学上多为隐性，这意味着这些特征必须同时来自父母双方，才更有可能在孩子身上显现。因此，即便跨族裔或外貌差异较大，孩子也会更接近母亲的外貌。

如果不是发生在2020年的一件事，Donor7069或许至今仍会被视为一名合格的捐精者。

那一年，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走进了希腊一家医院的诊室。孩子们的年龄在5岁至10岁之间，先后被发现患有不同类型的肿瘤——脑瘤、疑似白血病、软组织肉瘤。这些情况在同一家庭中同时出现，实在罕见。

接诊的儿童肿瘤专家很快意识到，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只是巧合。他为孩子们安排了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三人都携带着同一种罕见的遗传突变——TP53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李—弗劳梅尼综合征，使携带者从儿童时期起便面临极高的癌症风险。

Donor7069捐赠的精子中携带着TP53突变，受精后的孩子一生中患癌风险高达90%

进一步核对后，医生发现，这三个孩子都是通过体外受精技术出生，而用的正是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

在医生的提醒下，诊所将这一发现上报给ESB。但在当时的筛查框架下，这一突变并不在常规检测范围之内。精子库随后给出的结论是：精子样本未显示异常，捐精者仍符合现行标准。

直到2023年，这位希腊医生又遇到了同一捐赠者的第四个孩子，同样携带该TP53突变。

同年，法国鲁昂大学医院的遗传易感专家埃德维格·卡斯珀博士在学术交流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展开了系统性调查。调查最终确认，这名捐精者的精子确实携带TP53基因变异。

自2023年11月起，Donor7069的精子被禁止使用。在相关声明中，ESB对受影响的家庭表示了“深切的慰问”。

02总数未知Donor7069的精子被立即停止使用，但对于已经使用过相关样本的家庭而言，风险并没有随着这一决定而消失。

对其中一些孩子来说，他们将终身处在高度医学监测之下，需要从幼年起定期接受全身及脑部核磁共振检查（MRI），并持续进行超声筛查，以尽早发现可能出现的肿瘤。对女孩而言，成年后还可能面临是否进行预防性乳房切除的艰难选择。

按照现行程序，欧洲精子库于2023年11月通过欧盟人类组织与细胞快速警报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Human Tissues and Cells，RATC），向欧盟及欧洲经济区内所有相关国家的卫生主管部门和生育诊所发出通报。依照欧盟指令，精子库负责向监管体系示警，各国诊所承担联系使用过相关样本的家庭、告知风险的责任。

但在现实中，信息的传递极其滞后。

直到2025年6月，Céline（化名）才接到来自比利时诊所的电话。她是一名单身母亲，2011年在比利时的一家诊所，使用Donor7069的精子完成了受孕。当她得知自己的孩子很可能继承致命基因时，距离精子库发出警报已过去一年半。诊所方面解释称，由于两年前进行系统迁移，她的档案一度丢失，最近才通过人工检索重新找到。

Céline并不接受这个说法。她表示，自己超过25年没有更换过邮箱地址和手机号码，“他们不可能联系不上我”。

Céline对模糊的精子去向和不规范的监督感到震惊/图源：欧洲广播联盟

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

来自丹麦的单身母亲Dorte Kellerman是在一个由丹麦、瑞典和挪威家庭组成的社群中，从另一位母亲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她随后在群组中询问，是否还有人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诊所或精子库的通知。结果发现，约有一半家庭此前对此一无所知。她16岁的儿子后来检测结果为阴性，但在此之前，家长们只能在不确定中等待。

随着越来越多家庭开始追问，另一个问题逐渐浮现：究竟有多少孩子，曾使用过这名捐精者的精子？

对医生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统计问题，而是临床判断的前提。如果无法确认总量，就无法判断是否仍有孩子尚未被发现，也无法向焦虑的家长明确说明风险是否已经被完全识别。

但在这一关键问题上，ESB选择了拒绝回应。

在回应医生和调查记者的询问时，ESB以捐精者的数据保护权利为由，拒绝提供受影响儿童的总数，并表示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捐精者或患者的具体信息——即便对方是参与调查的医学研究人员。

与此同时，ESB在公开声明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不应被理解为一次捐精者筛查的失败。按照他们的说法，Donor7069携带的TP53基因突变，并不在当前任何常规筛查技术的可检测范围之内；从既有程序看，体系并未“失灵”。

欧洲精子库（European Sperm Bank，ESB）/图源：丹麦国家广播电视台

他们还指出，在前来提供首次精液样本的男性中，最终能够成为捐精者的比例仅为约5%，精子库本身已采取严格标准。

ESB认为，这起事件真正的严重性，并不在于突变本身，而在于受影响家庭的数量之多，因此应被视为一个关于“捐精者可孕育后代规模”的典型案例。

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但现实是，风险已经被确认，但现有体系未能确保所有相关家庭被及时告知，也无法提供一个足以终结不确定性的明确答案。

对于那些被牵连其中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是一场关于制度是否合规的讨论，而是一段已经开始、却无法轻易结束的生活。

03全球生育市场Donor7069的悲剧，并非个案，而是发生在一个迅速扩张的全球生育市场之中。过去二十年，辅助生殖技术从少数人的选择，变成了一条成熟的跨国服务链。据多家研究机构估算，全球辅助生殖服务市场规模已超过450亿欧元，且仍将保持年均7%至9%的增长。

在生育率下降、家庭形态变化的背景下，欧洲成为这一产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越来越多单身女性和同性伴侣，通过捐精与体外受精，进入这一高度制度化、跨国运作的生育体系。

在这套体系下，欧洲精子库提出的“规模问题”并非没有根据。目前，并不存在统一的全球标准，用以规范捐精者究竟可以孕育多少后代。各国虽设有各自的限制，但多以本国为边界制定，标准不一。

欧洲精子库拒绝提供代号为Donor7069的捐精者所生子女的确切人数/图源：德国之声

当精子跨越国界流通时，同一名捐精者的样本，可以在不同国家被分别使用、分别计入各自的上限之内，却没有一个机制，能够持续追踪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使用规模。

从制度角度看，一切似乎都“合规”；但从结果看，风险却被不断放大。

与此同时，另一条生育路径也在悄然生长。

在许多国家，辅助生殖治疗费用高昂，公共医疗覆盖有限，成功率并不稳定。对一些家庭而言，核心问题在于是否负担得起。当正规体系的门槛不断抬高，一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开始转向私人捐精渠道。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Facebook群组由少数频繁捐赠者主导，向有需求的人提供看似更灵活、更低成本的选择。照片里是成功怀孕的分享，帖子里是对“自然”“高效”的承诺。但多位参与其中的女性描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金钱勒索、性骚扰、欺骗、漫长的法律纠纷，甚至性暴力。

私人捐精群组内部甚至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术语。“AI”指人工授精，“NI”则意味着发生性行为。多名女性表示，即便最初明确拒绝NI，也会在接触过程中遭遇持续施压，甚至被欺骗或强迫。所谓的“选择权”，在现实中并不对等。

Netflix在2024年推出的纪录片《拥有1000个孩子的男人》就展示了私人市场的极端性。片中的捐精者在多国同时捐赠，被指系统性隐瞒自己的捐赠规模。纪录片推测，他可能通过临床与私人渠道，孕育了多达数千名后代。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超级捐赠者”公开无视捐赠上限，甚至在未经告知的情况下混合精液，只为“看看谁会成功”。

纪录片《拥有1000个孩子的男人》截图

无论是在高度制度化的正规体系中，还是在看似更自由的私人路径里，有一个共同点正在浮现：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推迟、被转移——转移到母亲和孩子身上，转移到未来。

在公共叙事中，私人捐精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更“自主”的选择：女性主动寻找、主动挑选，仿佛掌握了决定权。但现实中的权力结构并不按这种顺序分配。

这是一种新的脆弱性，却也是古老的。

在现有社会结构中，母亲往往与孩子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而父亲则可以脱离身体、脱离关系、脱离后果。当监管长期不足时，跨国精子库、隐匿身份制度与跨境生育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不对称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它带来的是另一种更难命名的关系形式，一种对未来关系的不可想象性——数百个共享基因却互不相识的孩子，会如何理解彼此？如何理解自己？

当生殖被抽象成资源、数字、供需与市场，母亲和孩子仍然在过具体的生活。面对这一快速扩大的市场，我们还不知道它将如何塑造人，也不知道它将如何塑造爱。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