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贵州出租屋的旧沙发上，37岁的李空蜷缩成一团，手机里招聘APP上“已读未回”的求职列表越拉越长。国外留学、国际项目、访问学者——这些曾让他引以为傲的领域，如今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注脚。

李空，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这个名字曾在国际基金会的驻华工作人员中颇为好用，或许连他自己也隐约觉得，用真名站在这里并不那么踏实。

手机另一端，博士同学的动态不断刷新：高校教授、国企研发骨干，个个握着稳定的事业与家庭。相比之下，李空的现实显得格外单薄——没有学位，没有稳定的人脉，也没有一份能被清晰界定的工作。近十年积累的关系网络，几乎全部锁在早已退场的基金会项目之中，而他本专业机械工程的知识，也早已生疏。

从博士退学，到国际基金会项目中断，李空的困局，并不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个人选择。十来年前，985、读博、工科、英语好，85后的李空在面对职业选择时，那些曾被视作“更开放、更国际、更有前景”的路径，在时代窗口中一度成立，却在后来环境的骤然变化后，迅速失效。当项目终止、体系撤离，留下的，是一批难以回到原有轨道、又尚未真正落地的人。

时代曾给他打开一扇窗，又迅速关闭——他成了一个工作经验失效的人，和一个被迫重新学习如何谋生的人。

文｜oscar

编辑｜oi

去美国，去光明大道

2013年，985高校机械工程博一在读的李空，正处在高校科研体系的高压期。“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标准像紧箍咒，实验室预约难、数据误差反复纠缠、论文格式修改没完没了，墨守成规的节奏，让他对未来的路感到模糊又不安。

与此同时，学院内部的隐性门槛也在逐渐显现。能否拥有一段“海外留学”或“访问学者”的经历，仍被视作博士毕业后留校、进入更好平台的重要筹码。

一次偶然，李空在网上论坛看到国际公益项目志愿者招募，凭借扎实的英语基础，他发出邮件，很快收到回复。按照通知，他来到一处位于居民小区里的“办公室”，面试不到十分钟便被录取，负责外国专家与基层群众之间的沟通工作。这份工作没有报酬，却第一次让他感到，自己正在被一个体系迅速接纳。

那是李空第一次接触基金会，也是第一次参与校外的线下项目。当时他只知道，这些工作与艾滋病、肝炎、肺结核等疾病的防治有关。“一开始我对这些疾病了解不多，只是觉得能帮到别人就很有意义。”在一次基层宣讲中，他不停地把参会者的发言翻译成英文，讲给国外专家听，一下午几乎没喝水，也没离开座位。

来自偏远地区农村的病患讲述着就医、用药的困难，那些具体而琐碎的现实问题，与实验室里反复校准的数据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里，语言能力、沟通效率与临场反应，被立即转化为价值。

李空的这些感受，某种程度上也被当时的环境所加强。2010 年之后，政策导向与舆论环境普遍鼓励青年“走出去”，对接国际资源，“国际化经验”被视作优质发展路径的一部分，甚至被默认为科研与公共领域的加分项。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实验室转向国际项目，是一种理所当然、顺势而为的选择。

随后几次，李空跟着基金会团队走访乡村医疗项目。“在农村，村民们会拉着我的手，问我很多问题，那种感觉是在实验室里面对数据和不知道哪里出错的操作步骤，永远体会不到的。”李空在农村长大的身份，让他很容易融入这样的环境。与国际专家讨论可持续发展方案，英语能力让他在沟通中如鱼得水，很快成为志愿者中的核心成员。

（去调研和开展项目的农村）

这不是偶然的诱惑，而是时代抛给李空的“最优解”之一：部分国际基金会偏好“高学历、英语好、贫困出身”的青年。高学历能对接国际专家，英语好保障沟通顺畅，贫困出身则让他们更容易贴近基层项目，人力成本还低。李空恰好踩中了所有“价值点”：博士在读的学历、扎实的英语功底、农村长大的背景，几乎是为这类项目“量身定做”的人选。

李空很快脱颖而出。他凭借英语能力，只是填了一个英文表格，就获得了去泰国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国际会议的机会。

那是李空第一次出国，要和导师请假，要借用集体户口去办理护照，还要提供一系列的学籍证明去办理签证。他第一次坐飞机，飞到广州，再转机到曼谷。简直像是一场冒险。当他终于从曼谷的机场出来，亲眼看到那么多外国人，亲耳听到亚洲面孔的人们说出不同口音的英语时，像置身于一场被时代加持的冒险，一切来得如此轻松，甚至不需要再做额外努力，只需要顺着这条路向前走。

李空的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在接连参加了数次国际会议之后，在国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博士生，但在国际舞台上，却能和各国专家平等交流。这种“被看见”的感觉让他愈发渴望逃离科研圈的枯燥。

领事馆也邀请他去参加活动，并让他给在场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小组的朋友们翻译。随后在领事馆的帮助下，李空意外地申请到了去美国做三个月访问学者的机会。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读博初期，导师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一个月，可以带一位助手。就这么一个名额，让研究室的十几个硕博暗搓搓地送礼、表忠心，就差当面锣、对面鼓地争抢起来。如今李空却可以在美国呆上三个月，还报销往返机票、安排接待家庭等。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上升，更让他对科研路彻底失去耐心。

当李空向导师请假去美国时，遭到了激烈反对。导师拍着桌子，“你以为你是谁？说请假就请假。实验做完了吗！数据理想吗！”更不用说那些同门开始孤立李空。甚至一开始有一个学妹听说李空又要出国，本来请他帮忙买个奢侈品包包，也改口说不麻烦他了。

（入住美国寄宿家庭时拍的照片）

“被学校踢出门”，推了李空一把。他原本申请休学，没等批准就先去了美国，最终因超期未归、未补假，被学校按规定作退学处理。

收到退学批准时，李空很害怕，但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不是他“没规划”，而是当时的环境里，“国际化经验”和体面光鲜划等号，所有人都觉得，跟着NGO和基金会的项目走，就能拿到国外留学机会。这种环境和现实的两重叠加，把李空一步步推上了那条“光明大道”。

在时代的漩涡里，编报告

随着参与项目的增多，李空注意到，国内乡村疾病的控制效果比以往更明显，比如乙肝的疫苗普及率更高，但更明显的是和乙肝、艾滋病控制有关的信息普及。这些变化当然离不开国内医疗系统的发展与努力。

李空和一些农村的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一起，争取到了低保。并因此改变了几百人的生活状态。那是李空的人生中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但这份成就感，其实是被基金会的报告体系“美化”后的结果。

李空的核心工作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编报告”。

境外基金会需要向捐赠方提交规范的量化报告。李空的任务，就是把基层零散的数据整理成符合国际标准的文档。帮艾滋病人争取低保后，实际只有20多户成功申请，报告里却要写成“惠及百人”；没有真实项目推进时，他也能在有限材料下，把报告补充得逻辑自洽。但李空并不能确认这在基金会项目中是一种普遍情况。这种“编报告”的本事，也让他在退学一年多后，通过中方合作小组申请到了基金会资助的就读加拿大项目管理硕士名额。

2016年加拿大留学，成了他高光时刻的顶峰。

学费、生活费全由基金会承担，语言无障碍，还能继续参与国内NGO项目拿月薪，休息日四处游玩。

（留学时和同学在一起）

在那段时间里，一切看起来都在验证他的判断。英语能力、国际会议经验、规范化报告写作，不仅被需要，也不断得到正向反馈。项目推进、留学经历与个人履历，彼此叠加，构成了一条看似清晰的上升路径。

直到后来，李空才逐渐意识到，这些被反复证明“有用”的能力，高度依附于基金会这一特定平台。国际报告的写作对象，是捐赠方；项目评估的逻辑，是国际体系内部的标准；所谓“国际视野”，也建立在既定的协作网络之上。一旦离开原有体系，这些能力是否能够继续被识别和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外部环境是否仍在增长和扩张。

相比之下，真正决定项目能否落地的，往往是另一套能力：熟悉乡镇政府的对接逻辑，理解地方执行节奏，处理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这些工作，更多由长期扎根基层的 NGO 人员完成。李空并不擅长这些内容，他对国内社会的具体运行方式，也在不断外派与流转中逐渐生疏。

李空的父母是一辈子劳作的农民，听说他去美国、去加拿大，只高兴地问，“是学校安排的吗？”李空没法跟父母解释。后来李空回头看，觉得那份无法言说的尴尬，早已预示了未来的崩塌。

《境内活动管理法》，和窗口外的悬崖

2017 年，李空在加拿大的项目管理硕士即将结束。按照此前的节奏，他提前两个月向基金会申请继续深造的支持，希望能延续这条已经被验证过的路径。但这一次，他收到的回复是拒绝。理由并不复杂：基金会无法继续承担新的资助。

（利用假期去参加的圣诞节）

起初，李空并未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在他的经验里，项目节奏时快时慢，资助调整也并不罕见。他仍然按照既有计划完成学业，同时尝试寻找过渡性的工作机会，希望能在体系内继续周转。

随后，变化开始变得具体而连续。原本对接顺畅的国内项目逐渐停摆，一些合作方不再回应，部分项目被要求暂缓或调整。直到那时，李空才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基金会在华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少基金会撤离中国，在华项目随之终止。

这个消息像惊雷，炸碎了李空的全部规划。基金会的推荐信、资金支持突然全部失效，每月的工资也戛然而止。他正在推进的留学申请，成了无源之水。

他尝试联系之前合作的国际专家，对方告知需通过合规登记的中方机构对接，而他所在的NGO早已停止运营。

继续留在海外，缺乏新的资助与身份支持，而回国，自己赖以生存的所有经验都失效了：他的核心技能“编国际报告”没了用武之地；长期脱离国内社会，他不再习惯国内职场；近五年没接触机械工程，本专业的路也彻底堵死。

那条依赖国际基金会的平台路径，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继续向前的条件。当李空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已经站在窗口之外。

“上次有个海归过来应聘，结果连村里的宗族关系都搞不懂”

2018到2019年，他在泰国找了个过渡性职位，靠着熟人关系勉强立足。可他的“国际经验”，在泰国的本地组织里，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李空不能一直留在国外。他回国后径直去了成都，找昔日一起做项目的老伙伴张姐聊聊，或许能寻个机会。

张姐没什么学历，但扎根基层十几年，最懂村民的需求。李空约张姐在城里的咖啡馆见面，张姐拒绝了，说自己在镇里忙着。李空找到她时，她正在乡镇卫生院对接某个疫苗普及项目，办公室堆着一摞摞村民健康档案，还没录入电脑。

张姐带着点无奈地告诉李空，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写报告不再是难题。缺的是能蹲在村里跟老人掰扯明白政策的。旁边正在整理档案的年轻人插嘴，现在做项目要跟乡镇政府对接，要跟村委磨合，光会说英语没用。上次有个海归过来应聘，结果连村里的宗族关系都搞不懂，待了一周就走了。

离开时，李空透过没关严的门，听见张姐跟同事说，“可惜了，非要往外面跑，把自己跑迷路了。”李空不服气，他觉得自己好歹是从国外回来的，见过所谓的大风大浪。

李空又联系当年的博士同学。见面时，博士同学直言，李空当年追求的那些，说白了就是吃了政策红利，基金会撤了，那些经验自然就没用了。

后来，李空又试着联系了几个当年一起做基金会项目的伙伴，有人已经通过结婚移民国外，回复得很敷衍；有人转行做了电商，跟他吐槽“现在生意不好做”。不是个人不努力，而是经验失效，所有体系都不再接住他。

李空真的慌了。

国内“流浪”

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空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自己为什么没有回到内蒙，而是坚持在南方生活。不告诉父母真相，不仅是怕失望，更是不敢承认：自己一直都在“流浪”。

李空尝试投递了几份涉外企业的行政岗位。在面试中，他凭借流利的英语和国外学习的经验，获得了面试官的初步认可。但当面试官问及“如何处理国内企业的跨部门沟通问题”时，李空尴尬地笑了笑。李空发现，自己很难给出令对方满意的回答。他熟悉的是国际项目的汇报流程，仅具备国际经验，却无法清楚说明，一个项目在国内如何真正落地。

李空也尝试回到本专业。投递了一些与机械工程相关的岗位，但他的履历同样缺乏竞争力，对方一看到他“博士退学”的经历，再听他说已经多年没接触过专业知识，技术路径已和应届或持续从业者不再一样。都直接拒绝了。

（如今的住处）

李空住的出租屋的房租一涨再涨，他不得不搬到更偏僻的老旧小区，房间里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取暖，青菜、鸡蛋和泡面成了主食。他几乎不和父母视频，每次打电话都谎称自己在“外地做项目”。有一次，母亲在电话里说“邻居家的孩子给家里换了新房”，李空握着手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偶尔，李空会想重新考博，可翻开机械工程的专业书，那些曾经熟悉的公式和理论早已变得陌生，88年出生，今年即将38岁，以他现在的状态，很难再去拼学历。

2023年，李空到了贵州，这里生活成本相对低，他接一些零散的翻译活，勉强糊口，如今，他又不得不和人工智能PK。

而那些曾经密集的会议、跨国沟通和项目周期，已经不再出现在他的日常中。

他并不否认，自己曾经站在一条看似向上的路径上。那条路在当时确实成立，也真实地奖励过他。只是，当支撑这条路径的条件发生变化，个人几乎没有缓冲的空间。回头看，原本的学术轨道被中断，而新的体系也未能为他提供持续落脚的条件。

李空的故事并没有在某个节点结束。它只是停在了现实已经发生改变、却尚未被完全消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