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电影更可怕的：中国人的信息为何总是守不住？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反诈电影《孤注一掷》正在热映，人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电信诈骗犯罪的全过程。

如电影里展现的那样，目前电诈犯罪已经实现了产业化，有公司运营、话术剧本、业务培训、奖惩制度，电诈团伙将服务器托管在海外，诈骗人员聚集在缅北，骗术都在网上进行，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让人心甘情愿地交出财产。八百万元人民币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被化整为零，进入三、四级账户迅速被提现转移，且无法追踪。

每当缅北的夜空出现烟花，就意味着一个骗局已经得逞。诈骗团伙开香槟喊口号大肆庆祝，老板给佛像上香之际，另一边，受害人如梦初醒，坠楼轻生。这些情节都让人不寒而栗。

那么，电诈犯罪集团是如何精准选择诈骗目标，又是如何摆脱经侦的转账路径追踪并取现成功的？这就不能不提到两个重要的话题：泄露个人信息，以及租售自己“两卡”（手机卡、银行卡）的电诈帮凶。

利用泄露的个人信息，精准描绘受害人画像

在很多电诈犯罪案例中，被害人都会提到一个情节：他们感觉有点异常，但又被对方打消了警惕心，继续投入，直到被完全榨干。

这说明，解决行骗过程中受害人的阻抗，毫无疑问是电诈团伙的核心技术。

他们往往会根据剧本对被害人进行三个阶段的心理控制：情境诱导、洗脑重构和消除阻抗。在不同阶段，他们还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一步步获得被害人的信任，进而让被害人按照他们的指令行事。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非法渠道获得的个人信息，正是电诈团伙编造话术、洗脑控制的重要工具，这些信息也让诈骗更加精准。

一般人会以为老年人容易被电诈盯上，但别忘了互联网网民以年轻人为主，年轻人就首当其冲成为了电诈的研究标本。犯罪分子精心设计的剧本与年轻网民依赖的交友习惯、手机即生活、移动支付习惯等相契合，使得现在90后年轻人成为了重点诈骗对象，受骗人数已经超过了其他年龄段的人数总和。

这些网民的个人信息已经被大肆标价出售，成为电诈犯罪的基本物料。电诈团队要么通过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手机卡、银行卡，要么就直接利用这些信息对诈骗对对象进行画像。

有人批评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源头是几大电信运营商，其实从侦查实践看远不止如此。

警方掌握的泄露渠道还包括：通过扫码送礼物、冒充电商客服、冒充公安民警的方式获得个人信息；利用木马病毒、钓鱼网站、网络爬虫盗窃个人信息；还有一些利用职务便利，比如快递公司、汽车4S店、房地产以及中介等单位的内部人员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另外还有 APP等背后厂商非法采集公民个人信息……

这些信息可以暴露年龄、性别，如果再加上住址、工作单位等信息，就很容易勾勒出被害人形象。

比如，女性、对感情有期待，诈骗团伙就用相亲迷惑她，再告诉她要做独立女性，带她学理财、学炒币，带她挣钱带她飞；对性有兴趣，就用裸聊引诱，获得被害人的不雅照片，再进行敲诈勒索；对足球有兴趣，就带他们赌球；对德州有兴趣，就带他们进网上赌场，有美女荷官陪他们赌……

如此列举之后，恐怕每个人都会有防不胜防的不安全感。这也正是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可能更加自由，也更加不自由。

租售手机卡、银行卡，80、90后占电诈帮凶九成？

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缅北的犯罪现场有大量的银行卡、U盾，也可以看到犯罪集团是如何蚂蚁搬家、天南地北各路人马出动将800万取现的。想象一下，这背后有多少人贪图小利出售、出租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沦为了电诈的工具人。他们虽然没有直接骗人，却成为了电诈的帮凶。

所以，没有电诈犯罪，就没有帮信罪。

事实上，2015年之前，刑法里没有帮信罪这个罪名，但随着电诈犯罪愈演愈烈，传统的侦查方法打击不力，考虑到电诈离不开金融、通信、互联网等业务，所以得强化对电话卡、银行卡、互联网账号的管理，因此才导致《刑法修正案九》规定，非法提供手机卡、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账号，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套现、取现的工具，以及提供软件服务等等，构成帮信罪。

但这个罪名在2015年设立之后曾长期处于沉寂状态。截止2019年9月，涉及帮信罪的案件全国不到一百件，主要原因就是大量涉事者都声称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被用于电诈犯罪。而如果无法证明“明知”，按照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是不能轻易入罪的。

2019年，两高出台了《网络犯罪解释》，该解释对帮信罪的认定降低了入罪门槛，可以“推定明知”。比如：按照正常人的理解，有人向你支付费用租借或者购买你的手机卡、银行卡，甚至还给你提成，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你还把卡给坏人？这就可以推定为明知了。

其实，降低入罪门槛的主要原因是，天下苦电诈久矣，但电诈团伙躲在境外不易落网，这些为犯罪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的人大多在国内，因此这些帮凶就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

从帮信涉案人的年龄来看，80后、90后被告人占比将近90%，特别是有一些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刚毕业的大学生涉案令人十分痛心。

有些年轻人帮人办卡并非为了赚钱，还掺杂有老乡、朋友不好拒绝等原因。

虽然帮信罪是个轻罪，最高不超过三年，但考虑到我国的前科报告制度十分严格，恐怕他们这一生甚至他们的子女都将活在阴影中。

从犯罪的全链条看，电诈犯罪衍生的黑灰产业链中最低端的就是这些银行卡、手机卡所有者。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低，经济状况差，他们的上一级是收卡的人，再往上才是真正用卡的人。

这么大范围地无差别打击会不会造成误伤？给这么多“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人贴上犯罪的标签是否符合犯罪治理的本意？这也是近年来帮信罪激增成为我国第三大犯罪后引发一些争论和批评的原因。

在《孤注一掷》的片尾，反电诈宣传的现场出现了一个神秘人，暗示犯罪还未停止，他们还在窥视目标，这意味着反电诈的路还很漫长。

面对电诈犯罪的复杂性，我们应该悲观吗？

其实，2022年12月我国正式实施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一个较为乐观的态度，它指出电诈是可以预防的犯罪，只要被害人随时中断和犯罪嫌疑人的通讯联系就不会被骗或者被骗后就能及时止损，因此明确将预防作为立法宗旨。这意味着，宣传预防并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可能才是我们对抗电诈中的各种陷阱和人性弱点的真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