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就是对的？哥大校园抗争，嗅出一股味道

哥大“帐篷抗议”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围剿哈玛斯为名对加萨人武力强势回击，他们据此要求校方必须“拒绝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武器制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赠”，显然有仿照他们学长姐在1980年呼吁校方切断来自南非资金的味道，当年他们学长姐抗议的则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不过，这次哥大在全美带起的“亲巴勒斯坦”抗议风潮，成因却又比过去哥大“反战传统”複杂许多（1968年争取校园民权和反越战、80年代反种族隔离、反伊拉克战争），以至或许还需要藉由另一角度，去补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学生告诉本报，早在去年哈玛斯突袭以色列新闻出现，校园内就经常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声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运，当时课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迴避谈论这“敏感话题”，要不就直率发表意见，无论教授言论是亲以色列或亲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学生皆会无所顾忌与其针锋相对，学生和学生之间，也经常呈现两派立场你来我往。“帐篷抗议”出现前，哥大校园内（尤其亲巴勒斯坦学生）的抗议活动便零星不断，气氛虽称不上紧张，尖锐性又确实存在。

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个特别迹象，哥大内“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几个月下来，在“音量”和“行动”上，很清楚是压过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们可从“帐篷抗议”发动者背景去寻找线索。

到今天为止，哥大“帐篷抗议”虽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学声援，但它在校园内，最初骨干乃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学生，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哥大“帐篷抗议”骨干乃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学生，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摄影：李濠仲）

巴纳德学院和哥大校园隔著上西的百老汇街对望，自1900年起隶属于哥大（保有独立的董事会与财政机构，学位由哥大授予），在创院超过百年历史中，它最引以为豪就是20世纪初争取妇女参政权，他们的学姐（当时为女子私立学校）还曾在保守民风的时代，到白宫前举布条抗议。哥大的“自由风气”也受巴纳德学院影响不小（包括2016年巴纳德学院接纳了第一名跨性别教职员）。巴纳德学院将自己的校史称之为“无畏的历史”，它的官网学院自介，且叫做“大胆的巴纳德”（Boldly Barnard），并自诩为选举权、和平、性别平等、社会正义、气候变迁而奋斗。由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学院，带头主导哥大“帐篷抗议”，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过去美国大学校园并非没有“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它从来不是一项政治或学术禁忌，尤其对哥大来说更是如此，它会被右派媒体形容为“极端自由主义大学”（ultra-liberal），亦是其来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会成为今日哥大校园内代表“强硬道德立场”的一方？期间甚而出现反犹太语言，进而加剧了它所带出的冲突性。

就在哥大帐篷抗议引发全美大学“风潮”的一刻，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写下：“破坏西方文明的观念即『弱者是（对的）』（weak makes right）”。他虽然没有明确指涉那些大学校园内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玛斯行为）者，但时机上的巧合，用意实为路人皆知。

马斯克的“弱者是”，对“同情巴勒斯坦”声音当然带有贬抑意思，不过，要以“弱者是”去诠释这几年的美国社会，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的氛围，是否也强化了哥大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两方，声量有很显著的强、弱对照），这种连结恐怕还是有的。

那么，“连结”从何而来？最近一次，全美另有类似“帐篷抗议”延烧的例子，其实并不久远。三年多前，美国不才发生了全美“大串连”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员警（白人）在执法过程中锁喉致死，刺激了美国黑人人权组织发起“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BLM”抗议，一时间全美各地抗争不断，手段激烈，远胜过今天大学生的“帐篷抗议”。29日，有哥大抗议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汉弥尔顿大楼”而登上全球新闻版面，当初“BLM”期间，多少外国人看到新闻上全美各地的打烧砸抢，也一度以为美国要完蛋了。

不过，当时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导火线纵然是白人警察恶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战火”，背后可谓美国又一次黑白种族冲突的大爆发，之所以会因佛洛伊德而爆发，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时间，正是世纪大病毒袭捲美国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题发挥”，现实上，那也是美国人因为病毒侵扰，人人生活为之大乱的特殊时节，加上诸多隔离措施造成的人际疏离、关係破坏，至少有整整两年左右时间，美国人几乎是垄罩在不安的阴霾下过活，百业倾倒再令无数人感到绝望。

“BLM”和当时社会情境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当整个社会还呈现人我高度隔离状态时，这场运动则反向突破封锁，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动”。“BLM”的一面是争取正义，另一面，又有多少人为声援其争取正义，进而走出门上街头，间接抒发了COVID-19造成的强烈生命压迫感。这种心理因素，且不只发生在成年人之间，也早有医学报告发现，COVID-19下的青年焦虑，更胜以往。

有些学生坦言不希望抗议活动影响到六月毕业典礼，因为他们之前可能因为COVID-19已错过了高中的那一次。（哥大校方告示学校重整中／摄影：李濠仲）

我们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后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者，他们的大学生涯会是如何：突然之间，满心期待的大学校园生活，急转直下成了生硬无趣的“线上教学”；以为即将走上广泛交友的新世界，因为隔离措施，一个人的大学社交活动反而比过去更加封闭…要说混乱的COVID-19大流行时期，直接浇熄了数届大学生的大学梦，其实并不为过。前前后后，有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正是身处在持续的剧变中（政治和生活环境）。

而今，当我们关注著由哥大而来的抗议活动，在当地报章杂志上，我们不难看到另有专家直言，“从民权时代到越战，从南非种族隔离示威活动，儘管大学校园一直是抗议活动的温床，但如今学生却承受著许多额外的压力，包括经历疫情带来的孤立和恐惧，加以社群媒体对每个人日常的影响，促使他们更进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这个世界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机制下，马斯克所说的“弱者是”现象，应该也可视为一种对任何“现有强者”的心理反弹，这种反弹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当初的“BLM”就演变成数十个城市同时发生严重暴动，费城甚至还为此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今天美国学生因为加萨问题发起抗议，自然也有出于“弱者是”的基础，而非就加萨本身历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确实是受到管理者镇压所刺激，“BLM”时，有之，这次帐篷抗议，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争者早就设定了必然会走上这一步，因为“弱者是”的一体两面，就是倘若弱者能藉由抗争、冲突而获致（翻转成）强者形象，某种程度便也会被视为“身居逆势者的成功”。虽然无论BLM还是哥大抗议，都有消息指称背后不乏极端人士藉机煽动，不过，“自我煽动”恐怕已先一步存在这些参与者内心，以至于一个个为此更加“易燃”而已。

虽然有消息指称背后不乏极端人士藉机煽动哥大学生，不过，“自我煽动”恐怕已先一步存在这些参与者内心。（摄影：李濠仲）

从一方面来说，哥大抗议学生裡头，不可否认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争手段，以尽可能达到抗议的诉求（要哥大校方拒绝钜额捐赠者、指究责以色列而淡化哈玛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当我们走访其校，我们却又发现，抗议群体本身的扩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并没有在同校其他同侪间出现堆叠反应，也就是说，当下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境，即抗议者一边愈往激情（烈）方向行进，哥大另一边的学生就对其愈保持抽离（疏离）。哥大多数学生容或理解抗议者的行事，不过，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为，后COVID-19时代，一种倾向“平复（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强烈，例如，即将而来的毕业季，哥大还办不办得了毕业典礼（典礼场地现在被帐篷占去部分），有些学生倒是很坦白他们更关切的是这件事，毕竟，即将在六月毕业的大学生，很可能之前已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

至于“毕业典礼”重要，还是“声援巴勒斯坦”有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命题，因为这等于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无意义对比，而我们或可这样问，当你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因为线上授课让大学生活黯淡无光，而今即将毕业，毕业典礼活动场地一隅正集结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团体（帐篷），以至一场人生中同时代表完结和开始的典礼可能停办…你会作何感受？我们只需重温此地短短过去几年的经历和挑战，不难发现美国这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处在时局最混乱的时刻，他们的得失，就要比我们想像的更深澳难解得多，包括抗议者的“反抗心理”亦复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师为了避开纷扰，遂将授课改为线上进行，学生之间，也可自己选择到校上课（校园抗争冲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课），或是居家线上听讲。这种看似对新时代教学系统和师生互动的快速应变，不又正是因为那个COVID-19才创造出的变异模式（也是学习效果饱受质疑的一种模式）。美国政治治丝益棼，不过，哥大校园裡裡外外，包括纽约客，到今天其实都还嗅得到一股“后COVID-19”的味道。

过去一周，哥大校园外每天都有众多媒体驻守。（摄影：李濠仲）

※作者为《上报》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