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们身价暴涨 远超美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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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美国媒体发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按照彭博亿万富翁全球排行榜”十亿富翁指数”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1个富豪的身家,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手上可以支配的现金总数。后者手头只剩下388亿美元(约3026亿港元),远低于5月早些时候的2000亿美元。

在这”比美国政府更富”的31人中,有18个是美国人。刚结束访华的Tesla(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Elon Musk),位列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Jeff Bezos)、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Google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 Brin)、Facebook创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耳熟能详的名字。

另一边,美国联邦政府却面临着付不起账单的窘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曾屡次警告,如果不能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在6月5日耗尽资金,无法履行政府职责。两党极限拉扯下,6月3日,终于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政府继续借钱,总算短暂度过了这场危机,但也只是暂缓。

一边是疫情时代富豪们的狂飙,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政府,对于作壁上观的普通人来说,这个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去年年初,乐施会发布一项名为《致命的不平等》的研究,疫情后,全球99%的人收入下滑的情况下,全球十大首富身家却暴涨一倍,而一年过去,分化还在持续加剧。

疫情时代以来,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被人们忽视:全球大部分财富,被极少一部分人收割了。

疫情加剧马太效应

美国政府兜里没米,而美国的极个别人却富可敌国,这种景象不光是我们看起来觉得十分奇怪,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也早就看不下去了。

2021年时,拜登就曾在演讲中提到:”CEO的平均收入过去是普通员工的20倍,如今这个比例是350多倍。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十亿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8万亿美元。这并不公平。”

拜登指出了一个比较尖鋭的社会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 1980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拿到了全国所有人收入的不到10%;到了2015年,前1%的美国人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疫情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这是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的趋势,而美国政府应对重大危机的方式,通常为推出刺激政策保护资本,让劳动力通过失业等方式承受打击,然后交由自由市场重新配置资本和人力,因此在美国,马太效应也很显著。

如2020年3月美国政府最先批准的两兆美元纾困款项,绝大多数(61%)都流向了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只有三成是分配给美国老百姓的。

而贝索斯、盖茨、朱克伯格等超级富豪的财富,在疫情爆发的两个月里就增加4300多亿美元,增幅近15%;疫情暴发一年后,2000万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但是有650个美国十亿富翁的身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了4万亿的惊人数字。

2021年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收入前1%的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了收入在中间60%的全部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总和。

疫情期间,欧美各国疯狂降息和印钱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上涨,让富人的身家更上一层楼。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全球底层90%的人每赚1美元,十亿富翁就会赚170万美元。

参与编纂彭博社”十亿富翁指数”的记者本·史蒂夫曼说:”在疫情期间发生的(最主要)事情,是很大一部分的财富都被富人收割走了。”

然而,这些巨富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却并没有回报社会。

巨富避税有道

根据美国调查新闻机构”为了人民”(ProPublica,又译为了公众)在2021年的一项分析报告,马斯克、巴菲特、贝索斯等最富有的25个美国人,在2014年到2018年间上交的实际税率只有3.4%。

该报告显示,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而马斯克则在2018年没有缴纳所得税。

其中,股神巴菲特避税的额度最高。在2014年至2018年间,他的财富增长了243亿美元,但是他只交了2370万美元的税,缴纳的实际税率不到0.1%。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在著作《不公正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中指出,现在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税率是近5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8年特朗普发布税改之后,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平均缴纳的实际税率为23%,这一比例竟然比美国社会后50%的群体的平均税率24.2%还要低。

美国超级富豪享受的税率比教师、工人等职业更低,造成这种”税率倒挂”的畸形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富人聚集财富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其持有的资产或股份的升值,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领薪水。例如马斯克就曾发推承认:”我不从任何地方领取现金薪水或者奖金。我只有股票,让我交税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卖掉股票。”

而巴菲特的通常策略是看好一家公司就一直持有,较少卖出,所以交的税也比较少。

没卖出的股票属于未实现收益(unrealized gains),目前美国政府无法对未实现收益征税。所以富豪为了避税,除非迫不得已,通常不会卖出股票。很多人的股票到死都不会卖,然后直接把自己的股份传给后代。

那么,这些富豪一直持着股票不卖,到了他们需要用现金的时候怎么办?

答案是找银行借。富豪的巧妙策略是,以自己的资产或投资品作为抵押,从银行借出低息贷款。银行知道这些人挣钱和投资的能力很强,所以往往会比较爽快地掏钱。富豪花这些借来的钱,不需要给政府上交一分钱的所得税。

例如,马斯克去年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社交巨头Twitter,不是因为他的储蓄账户里有这么多钱,而是因为他拥有的Tesla和其他公司的价值早已超过千亿美元,他可以通过质押股份的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到这笔钱。

此外,富豪还有一个最后的避税手段,就是通过个人关系或者花钱买通政客等方式,弄清楚如何巧妙地钻税务相关法律的空子,然后将自己公司的业务重新组合成可以最小化税额的模式。

特朗普在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发表过一番经典的言论。当主持人问道,他是否在1995年通过汇报多家企业亏损的方式进行逃税时,特朗普非常坦诚地回答:”我当然逃了。希拉里的大部分金主也一样。他们使用了大量的税费减免措施……我比任何竞选总统的人都更了解税法。”特朗普还吹嘘成功逃税这件事显示了他”很聪明”。

一直持有资产不出售、借钱生更多的钱、充份了解税法的漏洞,这三大法宝让美国的富人总能比收税官领先几步棋,轻松逃避各类赋税。

“不应该诋毁富豪”

残酷的现实,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统计,近些年来有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开始对十亿富翁持有负面看法。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已经有超过半数认为,一个人拥有十亿美元以上的家产对国家并不是好事;过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交的税比实际应该交的更多。

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富人应该交更多的税。

美国加州伯克利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人长期主张应当对富豪征收财产税。他们认为,对富豪征税可以防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王朝”的形成,所征得的税款也可以投入儿童医护、清洁能源等使经济受益的产业。

广泛的民意支持,经济学家的背书,但为什么始终不能对富豪加税呢?其背后有相当复杂的政治原因。

美国的政客不是没想过这件事。号称”左翼”的民主党中,就有不少政客提议加征富豪税。 2021年拜登就曾说:”在疫情到来之前,劳动人民生存得十分艰难,大公司和非常富有的人都过得很好……如果你能赚到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那很好,愿上帝祝福你。但我要求你们上交和你们资产匹配的税,像中产阶级交他们应该交的税一样。但目前你们并没有这么做。”

同年3月,民主党籍的沃伦(Elizabeth Warren),以及公开表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联邦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超级百万富翁税收法案》,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征收2%的财产税,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征收3%的财产税——这里的财产是按照富豪们拥有的财富来计算,无论他们是否领工资或者出售股票。

遗憾的是,诸多类似法案很快胎死腹中。

首要原因就是缺乏充足的选票动力。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几十年来,有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成功做到了给富人加税,但他们都在翌年的中期选举中遭遇了挫折。尽管大多数选民在民调中都声称支持对富人征税,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将这件事作为投票的主要依据,共和党也会用各种方式阻挠民主党政客提出的加税方案。

今年3月,拜登也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税改计划,其一措施有,对十亿富豪征收25%的最低所得税(包括股票等未实现的资产增值部分)。

然而,此时的美国政府,还深陷债务上限的僵局,让民主党不得不在加税问题上让步,计划随之泡汤。

民主党内部也并不团结。在拜登提出”十亿富豪税”不久,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公开反对说:”我不喜欢对不同的人群区别对待。超级富豪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也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诋毁他们。”

这场政治游戏中,不会有人真正把财富差距当一回事。

在美国的十亿富豪中,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加州和纽约州这两个民主党的铁票仓(舒默本人就是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这些州的民主党政客害怕加征富豪税,会得罪他们的选民和金主。

美国杜克大学会计系教授斯科特·戴伦悲观地表示:”即便国会有足够的政治意愿通过『十亿富翁税』或者其他类似的法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超级富豪仍然有办法绕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