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的“足球母亲”：为孕产权益奋斗的女足球员

澳洲球员凯特琳娜．歌莉（Katrina Gorry）与两岁女儿哈珀（Harper）。图／Facebook

“『足球母亲』不再只是于场边看孩子踢球，而是带着孩子上场出征。”2023年女足世界杯是史上参赛队伍最多的一届，以”母亲”身分踏上球场的球员更比以往多出许多。女子世界杯3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性平在运动领域的崛起和变迁，在男性主导的足球体系，女足球员在争取薪酬平等与孕产权益方面更是跌跌撞撞，然而如今，更多女性足球员不再需要因育儿而结束职业生涯，而是在球员与母亲角色间取得平衡，也用实际行动让自己的孩子，与广大的下一代看见她们实践最闪耀的自我。

在澳洲队对上法国队的八强赛中，澳洲队30岁中场、绰号”迷你”（Mini）的凯特琳娜．歌莉（Katrina Gorry）在射门进球后望向观众席，做出双臂怀抱婴儿的摇晃动作——这是她在与远方的女儿哈珀（Harper）互动；球赛结束后，歌莉抱着与自己身穿相同球衣的哈珀走到球场上，对欢呼的观众们挥手致意，为本届女足世界杯增添一幅可爱温馨的画面。

职业运动员成为母亲并非容易之事，有些人因体力大量消耗、疲劳与生理问题难以受孕，歌莉便是其中一例。歌莉怀孕过程十分辛苦，在2020年因人工受孕计画暂离球场，也放弃了代表澳洲出战2021年东京奥运的机会。经过取卵、移植、怀孕、生产等等辛苦的过程，歌莉终于在2021年8月16日顺利生下女儿哈珀。然而生产后的她并没有离开足坛，2022年，她重返澳洲国家女子足球队，为今年女足世界杯展开密集的训练。

歌莉常在Facebook上分享与哈珀的生活和工作照，形影不离的画面获得许多粉丝喜爱。在今年女足世界杯当中，哈珀和中场球员巴特（Tameka Yallop）的女儿哈莉（Harley）成为澳洲队的最佳啦啦队，在观众席为母亲们的每一步加油喝采。

以男性主导的足球体系鲜少以女性为考量制定政策，过去若女性球员在职业生涯中怀孕，几乎都被迫离开足坛。英国杜伦大学研究性别、体育及不平等议题的学者波普（Stacey Pope）表示：

“体育职业环境以男性为基础，男性在性别角色上是养家糊口的经济支柱，女性则负责照顾和养育，所以女性运动员提早结束职业生涯非常普遍。”

女性被要求在做母亲与职业运动员之间做出选择，间接导致许多女足球员必须等待自己球员生涯结束后才考虑怀孕、甚至因此放弃怀孕，以避免被强制终止球队合约。国际职业足球员协会（FIFPro）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000多名受访的女足球员中，只有2%有孩子，其中能获得生育津贴者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约45%球员为了组建家庭而计画提前退休。

近期争取孕产权益和薪酬平等最闻名的案例，是冰岛国家队前队长莎拉．古纳斯多蒂尔（Sara Bjork Gunnarsdottir）。古纳斯多蒂尔在事业高峰时怀孕，然而所在的奥林匹克里昂女子队（Olympique Lyonnais Féminin）严重缺乏保障”怀孕女性”的政策，她的足球生涯也差点在一夕之间被摧毁。

古纳斯多蒂尔回忆，2021年3月时她告诉队医与物理治疗师自己怀孕的消息，却被告知要对球队保密，因为当时她还在怀孕5周的早期阶段，而接下来还有重要的比赛要踢。之后一个月中，古纳斯多蒂尔还是如往常一般训练，直到几场比赛期间她连番孕吐，才终于向队员吐露真相。

“得知怀孕时我感到幸福，但后来现实彻底打击了我。”

“在这球队，如果我不能100%被训练，那么我就不应该被训练。”

更让古纳斯多蒂尔难以预料的是，球队拒绝在她怀孕期间支付薪水；在儿子出生后，更下令禁止古纳斯多蒂尔带孩子上球场。古纳斯多蒂尔回忆当时，俱乐部不停对她暗示”球员生孩子并非好事”，让她深觉被自己效力的球队背叛，因此，她决定向FIFPro申诉。 2022年5月，FIFPro下令里昂队归还古纳斯多蒂尔应得的薪酬，也从此奠定了女足孕产权益的里程碑。

古纳斯多蒂尔申诉之举间接改善许多球队过去的沉痾政策，在她之后，FIFPro强制规定球员怀孕期间须支付至少三分之二的薪资、并给予至少14周的产假，也允许有育儿需求的球员带孩子上球场；有些育儿福利政策中，还可申请保母、协助照顾工作。古纳斯多蒂尔认为，球员不该为生育后，职涯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恐惧，她在”球员论坛”（Players’ Tribune）写道：

“这攸关身为一名工作者、一名女性和一名人类的权益。”

“这场胜利不只代表我，更属于所有想有孩子的女性球员。”

如今，在2023年女足世界杯看到的是更多的妈妈上战场，以美国国家队为例，23位球员当中就有3名母亲——前锋亚历克斯．摩根（Alex Morgan）、中场克莉丝朵．邓恩（Crystal Dunn）和中场茱莉．厄兹（Julie Ertz）。其他国家队也出现母亲的身影——牙买加队中场康雅．普鲁默（Konya Plummer）、法国队中场阿梅尔．马日里（Amel Majri）、阿根廷门将瓦尼娜．科雷亚（Vanina Correa）及德中场梅拉妮．洛伊波尔茨（Melanie Leuopolz）等人。

体育如同社会缩影，体育领域的性别平权问题若获得改善，对广泛社会不平等问题亦将有所助益。学者波普对《BBC》说：

“根据研究，球迷认为若球员说出她们面临的环境问题、并为更多女性争取权益，这将对性别平权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并打破障碍、减少性别歧视。”

“足球母亲”（Soccer mom）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是一个惯用词，用来形容那些为了照顾孩子，牺牲掉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接送孩子参加体育赛事的中产阶级郊区女性。如今这些女性足球员创造了另一种”足球母亲”的形象，虽然争取权益之路仍漫漫，女性拥有的薪酬和保障也不如男性足球员多，但很多人不再被迫于”职业”及”母职”之间做出选择，也不是仅存在于场边观看孩子们踢足球，而是带着孩子上场出征的母亲。

今年女足世界杯，FIFA特别发布各国母亲球员的采访片段，这些女性公开谈论了女性足球员身为母亲的挑战，也简述了自己如何与孩子们相处。她们同时强调自己对孩子成为”榜样”的重要性，如同美国队前锋摩根过去受访时说的：

“我可以带着女儿一起旅行、一起工作，除了让她更了解妈妈、培养感情，我的周围更充满许多坚强自性的女性，她们每个人，都是孩子的榜样。”